拙著《烟柳依依》问世后，有文友询问一篇文章中涉及的有关人是谁。文友询问的是我写的《东大街“五爷”褚元仿》一文中，说查长银书记的前一任书记从《文汇报》上才知道高邮有个王氏父子即王念孙、王引之。我开始无言以对，那是褚公给我写信时的表述，他人已故，我怎知道查书记的前一任是谁。

　　最近，查阅《高邮县志》，才知道“前一任”是说一口靖江话的薛先洛。他为何不识王氏父子，我推测，薛书记或是工农干部出身或是忙于农业经济，当时为官的政绩是靠粮食的丰欠讲话的，加以他是一个外乡人，不识王氏父子也在情理之中。

　　说到王氏父子，查书记和主持筹备兴建王氏父子纪念馆的李舜心自然知晓。我们也应承认，古城高邮文风很盛，名人众多，但是普通老百姓忙于生计，求得温饱，对高邮名人也不尽知。训诂学会在扬召开并为纪念馆揭幕，于是专家、学者云集，他们乘坐的车辆前面玻璃上便贴上了“训诂会（1）”“训诂会（2）”等标记，有高邮百姓见着鱼贯而行的车辆，突然发问，“训话学会？训话也成学问了？”“现在还搞训话会？”还有人批评，“怎么把‘话’字也写不全？”这些话被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听到了，回校座谈，教授以此说明普及文化、提高市民素养的重要，言语之中，也有“国学沦丧”的慨叹。当时高邮才女吴正岚在场，对比十分感慨。她目睹并点赞家乡的巨大变化，并写出《双黄鸭蛋和王氏父子——异乡话故里之一》。在结尾处，后来成为南大教授的她表明，“愿国业与国学皆蒸蒸日上，我期待着。”其实，书记不识王氏父子，百姓不明“诂”与“话”，都是在情理之中，人们的认知与素养永远是有差异的，不可能一斩齐。

　　无独有偶。1987年，汪曾祺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他乡寄意》，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和期望。我将此文复印若干份，传送给众多文友一阅。某日，我去市委办事，在场有人传言，某负责人不知汪曾祺是高邮人，看过汪文后才得知“高邮出了个汪曾祺”。我既诧异又理解，这位领导人竟然不知高邮县文联名誉主席汪曾祺是高邮人，肩负重担的他时刻考虑的是高邮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哪有工夫去看汪文，更不可能像有些基层干部爱读汪文，甚至能写出文中人物的对话。

　　如今，我市的领导再不会不识汪曾祺了。平心而言，我非扬今抑昔，确实他们或写文弄墨，或著书立说，并以大手笔勾勒全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蓝图，其中修建汪曾祺纪念馆的蓝图，已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