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拿起这本书却是在一种特殊且纷乱的心境之下，也是我的心智在命运的磨耗中陷入低迷之际。阅读它，是因为那黑色封面上四个银色大字———“积极生活”。显然，我有改变自己状态的积极愿望，我想从这本书中获得某种启示。 

　　这本书里的三十多篇文章是崔卫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3年期间写就，正如封面上的那段话，“该书涉及了从诗歌、电影到政治、伦理的宽广领域，讲述了这样一些富有魅力的人及其精神结构与生活故事：海子、王小波、阿伦特、伍尔夫、波夫娃、塔尔柯夫斯基、克里玛、赫伯特、哈维尔等。在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名字背后，提示这两个互相依存的精神维度：一方面，是建设我们身处其中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两者不可偏废。” 

　　尽管为这本书写序的陈家琪先生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搞文学理论出身的评论家，崔卫平的文字丝毫显现不出性别的特征”，但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承认，我还是强烈地感觉到了作者作为女性的细敏。首先是表现为对语词的细敏。像一般女性对身外事物天生所具有的那种警觉一样，作者对文字表达中那些承载着意义的语词，始终保持着一种在我看来是“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作者似乎清楚地意识到了“实际的现实”和“作品的现实”的区别，并且看到了语词本身与语词属性在现实纬度上的差异，由此作者实际表达了作品干预现实的有限性。在作者看来，“除了写下来的句子，一个作家别的什么也没有”。其次是表现为对写作对象的细敏。在写到自己现实接触的人物时，作者的观察显然不仅仅在对象的外表。比如对郭路生的描述：“他显得太大了，头大，手大，脚大，至少给人的感觉是如此。事实上他很瘦，但他决不是那种天生瘦弱的人。他身体有一部分仿佛被故意隐藏起来，或者是经过一再省略和删减，现在就剩下这副大大的、空空荡荡的样子。他说话时经常面带微笑，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样的观察已不只是提供给我们一幅简单的人物素描，在看似粗略勾勒一个人线条的语词背后，读者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人物命运和内心的感知与关切。书里所有被作者纳入视线的人物，无不在这种感知与关切中，拉近了读者与他们精神世界的距离，让我们通过一位女性（因为细敏而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视角，在波夫娃与萨特的奇特关系、阿伦特的命运与思想轨迹、哈维尔对理想的追求等等特立独行的精神跋涉中，体味着一种“孤独者”与“孤独者”的对话（作者与书中人物）和“孤独者”对“沉默者”的唤醒（作者与读者）。 

　　这本书虽然集合了作者不同年代看似散乱的阅读经历，但旨趣的基本线索依然清晰。显然，作者尤其崇尚那些在专制胁迫下却执着捍卫自由意志的“孤独”的承担者，并且在精神和气质上乐与他们为伍。同样为传承这样一种“承担”，作者在把握其所介绍的不同人物对象与历史背景的关系中，不时把目光拉近到我们身处的时代，不失尖锐地一再触及那些人所共知的“不可言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便正如陈家琪先生所说，崔卫平的文字的确“丝毫显现不出性别的特征”，透过充满智识的叙述与评说，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细敏背后的深刻。 

　　读这样一本书，总是会对作者心存感激。它让读者不是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而只是为你打开一扇窗，让那些更多是处在历史边缘的“另类”身影从窗前走过。当然，如果注意作者思想的线索，读者的目光完全可以飞跃那些身影，朝着更远的地方。如果说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接受了某种引导，那便是“良知”。在任何“不可言说”的情境下，良知都是知识分子最后的保留。无论现实怎样残酷，自己处境如何，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应该改变自己追问和批判的立场，更不要盲目地去追随权力话语，失去自己独立的判断。这也是作者通过这本书向我们表明的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承担”姿态。　　　　　　　　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