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忠友

　　1975年5月，我下放去了宝应湖农场，至今已过去五十年。

　　当时高邮农村也接纳下放知青，城乡也就三五十里，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父亲有个小九九。那时各样生活必需品都实行计划供应，粮油布票，定人定量。他说，万一哪一天农民兄弟进城，刚好要来歇一脚，我们拿什么款待人家？爱搭不理，招待潦草，就对不起大老远而来又是难得进城的农民兄弟。儿子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待“老师”的态度，决定“学生”今后的命运。假如倾其所有充硬汉，那今后的日子又如何“计划”下去？所以，思来想去，不如下放得远一些，省却这些顾虑。何况，宝应湖农场还是国有单位，劳动有工资拿呢。

　　去宝应湖农场，直线距离也就百十来里，但行船需要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船上，看沿途的风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说逐渐荒凉，城乡差别就此凸显出来。从今往后，一船人就是赤脚巴天戴草帽、面对黄土背朝天的一群人，早上“急冲冲”，归来“黑通通”，唯有不同的，被人呼之为“知青”。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没有想过要在宝应湖“扎根一辈子”，这是真心话。即便是那些开始恋爱的男女知青，好像也不希望在宝应湖生根开花，他们借此打发枯燥而又劳累的日子。我给自己假定的时长也就四年，因而一天天数日子。时间过去仨月，我觉得走完了十六分之一的艰辛；一年晃过去，我感到离新生活更近了一大步。

　　在宝应湖农场，我还真待了足有四年。1979年7月，我随大队人马一起返城。

　　说实话，农场四年，我没有学到什么农业技术活，不开拖拉机，不扶犁把子，食堂炊事也没沾过，只用大锹挖土，用镰刀割柴，用双手插秧，用肩膀扛笆斗，队长分配什么就做什么。有人憋着劲肩挑200斤，我只是努力挑上150，出类拔萃的快乐我无法享受。对于选种、育秧、码草堆，充其量就是打个下手。红旗招展下，全体人员挖大河，拼的是耐力；麦浪滚滚，稻花飘香，我只深知“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没有从中感觉出有什么诗意浪漫。唯一值得骄傲的，我学会了手推独轮车，在雨水里，赤着脚，跐跐滑滑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