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初，我们乡虽不大，却早于四邻乡镇设有一所卫生院。这所不大的卫生院，院里不多的人手，肩负着防疫和治病的功能，守护着这方乡村人家健康与生命的安全。

　　院长之外，集中上来几个个体行医的社会医生，其中一位中医周源江，在周边几乡还是很有些名气的。一位司药，一位防疫员。一对上面派来的医生，想不到男的竟是助产士，这在当时乡村人家让男助产士接生，是很有些别扭的。好者那时乡村人家孕妇生养，非遇横胎、难产，万不得已，进卫生院生养的不多。至于分出科室，设出病房，有了透视，有了外科手术室，有了床位不多的病房，那已是“文革”后的事了。

　　那时，卫生院之外，还有这样的一些没被集中上来的乡村人家健康与生命的守护者——

　　几乎村村都有的接生婆。接生婆全凭经验办事。我们家大伯母的命就误在了接生婆手中。送到卫生院时，说赶快送县医院，一条小船两把桨连夜划到高邮，医生说，回家料理后事吧。至今记得，大伯母死后坟头插了一把油布雨伞，说是难产而死的是“红人”，要遮住“红人”的血光，不要冲撞了过往行人。

　　“花苗先生”叶汉章，就是种牛痘的。我们这辈人，有谁膀子上没有四五个大痘疤？

　　个体中医叶子云。叶先生祖传中医，擅治伤寒，兼以祖传膏方治疗跌打损伤，远近也有些医名。张余村一小儿得病，低烧不退，在卫生院看了几回，未得确诊，一日在街上巧遇叶先生，一把脉，说：“副伤寒。”几角钱中药，药到病除。

　　蛇“医”袁宝山。袁宝山其实是个修、盖茅草屋的茅匠，并不是医。大约是祖上传下一方，以一种秘不示人的药草，专治毒蛇咬伤。那年夏天晚饭后，妹妹脚大拇指在门槛外被一条土公蛇（蝮蛇）咬了一口，我飞奔袁家求药。老袁提了一张灭蛾用的四方玻璃罩灯外出采药，回来交给我一个乒乓球大小的黑乎乎的泥团子，收钱五块。回家敷于妹妹伤口，痛止肿消。

　　赶集设摊的牙医。地上一方旧白布上，一大摊所拔之牙，招徕顾客。有一回，钳子夹住病牙，叫病者：“咳，咳！咳！！”“啪”地一声，拔断了牙根。拔出牙根，出血如注，立马送入卫生院。他也兼为人治疗蚊虫叮咬、疖肿外伤。

　　那时，乡村人家最常见的病，除了关节酸疼，似乎就是“打摆子”——疟疾。疟疾患者很痛苦，也很无奈。躲摆子，饿摆子，用竹枝抽打患者，驱赶“摆子鬼”，总也驱赶不走，摆子脱不了身。其实，疟疾之患，全是蚊虫为害。那时乡村人家，多以熏蚊烟之法驱蚊，无蚊帐之家不少。能怪卫生院防疫力量单薄么？记得那时，龙奔乡试验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病，且在全县推广。后来听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曾到过高邮。

　　那时血吸虫病人不少。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后邻血吸虫病患者40多岁的老杜，已是晚期。我们偷了去看，他赤了上身，坐在床沿，肚子大得像猪八戒。

　　那时乡村人家，有病似乎不大求医，有些病也无医可求，比如关节酸疼。那时，小毛小病自问药，生姜红糖茶驱寒治感冒，芦柴根汤去火止咳嗽，锅巴茶打宿便，楝树根熬汤打寄生虫，磨墨在耳根下痛处涂一个黑圆、又在墙上写一“消”字并画上圆圈治痄腮炎，记得有人来私塾跟先生要童便，说是治痨病。听说县人民医院一位好心的护士，每天用蒸馏水洗出用过了的小瓶中的药粉，为一无钱治病的小儿治好了结核病。

　　那时，遇急病、怪病、慢性病，人们束手无策。塾师方崇山外出谋事二年，记得是大夏天回来，得病三天，不治身亡，岁数也不算大。庄上人说，得的是“瘪罗痧”。他的儿子从小得了一种怪病，两个腰眼子淌脓，庄上人说，得的是“龟鳖痰”，蹲着走路（挪步），十大几岁就去世了。

　　一些迷信严重之家，找大仙，拜巫婆，求神问鬼站水碗，算命打卦喝符水、喝香灰茶，常有误病、误命之事发生。

　　那时上了街可见赶集人中，麻子多，癞痢头多，瘸子多。

　　那时乡村人家婴儿出生率高，存活率低，长大不易。未至老年而亡者多，人均寿命低，体弱多病者不少。人的劳动强度大，生活水平、生命质量低。女子寡居者多，男子光棍汉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