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些年对我来说，读书竟然成为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越发感觉到无能和畏惧，尤其是面对故土的时候。而越来越多的关于故乡的优秀文本，也在外部让人感觉到压力和焦灼，我们是在担心甚至在纸上都拯救不了故乡。城镇化和车轮以及工厂一起已然逼近，一边回望又一边往前张望的人是痛苦的，这就是农村题材写作者要面临的心理煎熬。我不知道张文华在写《水乡人家》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煎熬，我也没有问过她，但是我看过她先生在微信里得意洋洋地晒过老家土地上的菜蔬，那时候我又几乎可以判定：他们这一代人对于农村是眷恋的，他们的喜悦之后是必然的隐忧甚至忧伤。

　　这种忧伤何以见得呢？或者说《水乡人家》是怎么表达这种忧伤的呢？我以为从语言到故事，也就是从元素到情节，张文华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质朴而深情的表达。从语言上看，一目了然的里下河语言让人觉得是在书写又是在诉说，是在阅读也是在倾听，这让她要表达的故事显得从容而安宁。这些年读过一些新派的小说，大概是我们不懂得孩子们的语境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学院派们要故意培养学生们的清高傲慢，许多文本显得高深而冷峻。故事依旧还是那些故事，表达却是那么的冷漠，汉语作为母语的亲切不知道去了哪里。其实在写字楼里的安迪和安洁儿就是老家的狗子和翠花，捋直了舌头说话竟然成为写作者的难题。“梅生”“福子”“红旗”“九昌”这样的名字一看就不是高级的，但是对于乡土表达来说确实是本色而到位的，这就让人看到张文华的文学意识是可喜的：是素面朝天而不是涂脂抹粉。大鸾对桃红说：“别听她胡说八道，你再瞎说，我撕了你的嘴，听到没有？”这样的表达随处可见，读的时候一定要用方言去读，才畅快、舒适甚至熨帖。也许张文华的这次写作实验从某种程度上还是野蛮生长，但这个对于一个并不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是一种幸运甚至福气。其实不需要那种装神弄鬼的语言，里下河的方言俚语就够我们琢磨一辈子了。

　　《水乡人家》的故事在我看来也是波澜不惊的。这个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奇绝与惊艳的能力，而是她写的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太熟悉了，一个个故事不需要多言就顺理成章甚至水到渠成地到达了目的地。但是，这并不表示《水乡人家》没有震撼之处，恰恰相反，这种震撼一次一次地到达人的眼前心中。比如“多事之秋”一节中，她写了这样一个情节：梅生像浑身的力气被人抽去，呆立在门口半天，两条腿再也挪不开步子……梅生是亲耳听见了背后人们对自己的议论，而这样的议论也确实就是她最大的隐痛。虽然她与别人的议论之间隔着黑夜和一道门，可恰恰就比当面的一记耳光还要响亮，还要令人疼痛。生活永远比故事以及文学还要精彩，还要让人痛苦，这并不是说表达者的无能，而是通过文学让我们重返生活，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写九昌的母亲的情节也是令人心疼的，好好的一个女人懂得忍让，哪知道忍让带来的是别人的刁难，于是她便开始反抗，大家也就不敢再欺负她，也许到这个时候世界已经安静了——可偏偏又不是，她反而变成一个到处刁蛮与撒泼的人，到最后竟然没有人敢把女儿嫁给她的儿子。这样的情节一定不是写出来的，一定是生活里走出来的人，且亲自干出来的事情。

　　我斗胆为《水乡人家》写几句话，是有些私心的。因为我自己这些年也在慢慢地往回走，或者说想一直据守在土地之上，所以对于表达乡土的写作格外亲切。但是，也不必完全说好话，表达乡土是我们里下河儿女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毕竟我们是在用汉语的资源、用小说的方式、用文学的名义在表达，所以我们也要警惕表达乡土最终不能弄成纯粹的乡土表达。毋庸讳言，张文华的写作在方言与汉语的界限上，在故事与小说的界限上，以及在生活与文学的界线上还需要更多的思考与实践。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写作都需要那么严肃，但是既然做了这件事情，还是要有点严肃的意识，既然选择了文学，就应该认真、钻研、执着，这才是做好一件事情的正确方法。

　　我坐在老家的不远处完成这篇装模作样的读后感，但是我觉得张文华的这个小说像模像样地完成了一次对老家的梳理和表达，语言与情节都是里下河的，都是故乡的。这是老家的福气，也是张文华自己的福气，仿佛在纸上能够看到这样的幸福如晨曦，如炊烟，如邻居二丫头的一声喊。这样的一切都是成立的，因为故乡可以被原谅十万次——这样的故乡那么远，又那么近，在人字河的岸上，又在我们的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