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童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的老家在苏北沿海的农村，外公是一名军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为工作需要全家迁移来到这里。年轻时的外公英俊，外婆漂亮。人都说他们是天造地合的一对。外公和外婆很恩爱，外婆什么都听外公的，他们育有四个儿女，我妈是老大，依次大舅、小舅，小姨是他们最宠的幺女。

　　刚来这里的时候没有房子，外婆举家租借老乡家闲置的旧屋，过了好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政府安排他们住进一个破四旧时废弃的祠堂，祠堂很大，颇有古风，但是很旧，四围也没有人家，大白天家里都阴森森的，夏天里特别凉快。

　　院子很大，院门朝东，木头栅栏，一把黄铜的老锁旧迹斑斑，院门上方搭成了凉棚，外婆称做“场”抑或“敞”，我至今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字。外婆在院子里植了几株樱桃，一到夏天，圆溜溜的樱桃挂满枝头，像无数个晶莹闪烁的红玛瑙。樱桃归小姨摘，她用一把剪刀仔细地剪下来，轻轻地放在小竹筛里，用凉水洗过并养在大碗里，晚饭后纳凉才从厨房里端出来。大舅吹笛子，小舅吹口琴，小姨唱歌，唱的就是“樱桃好吃树难载，社会主义等不来”。我在他们的面前绕来绕去，像只快乐的松鼠，累了就睡在敞下的大竹床上，大舅用蒲扇给我扇风，待到露水下来的时候，小舅会把我抱进屋里去。

　　外公那时候任一方书记，手上有一定的权力，但是一生清廉。外婆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书记娘子，为人低调谦卑。政府大院她几乎从来没有跨进过一步。更不会像别的书记夫人一样过着夫荣妻贵的生活。外婆能吃苦，一直在外面找杂工做。她拖过板车，铰过棉花包，织过草帘子。铰包的时候她带过我，我坐在边上看着她用一把木柄的钢针狠狠地插进麻袋口，用麻绳穿过钢针的眼，再像铰衣服一样把袋口铰封起来，然后再扛过沉甸甸的麻包，把它们扔到一边。外婆铰包很快，背包却很吃力，夏天里她的后背总是湿漉漉的，不一会就会泛起一层白白的东西，那是盐霜。有汗水从头发里滴下来，落到外婆的眼睛里，外婆眨着眼睛，试图用胳膊肘去擦，我从口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踮起脚尖去帮外婆，外婆弯下腰就着我，说；“乖，外婆要赶工时，你在边上跳个舞。”我就会放下手中的物什，大大方方地边跳边唱“红星闪闪放光彩”。跟外婆一起干活的人个个夸赞我，外婆很满足地笑着，手上的活干得更快。

　　外婆也严厉，什么事情都讲规矩。她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时候我特别调皮，夜里不肯睡觉，缠着外公给我讲故事。累了一天的外公精力总是有限，讲着讲着就瞌睡了，我就拼命地哭，外公只得睁开眼睛继续讲，然后把我抱在膝上哄我睡觉，我会越发哭闹得厉害。外婆就会大声训斥外公：“把她扔外面去！让她慢慢哭！吊不死的茄子哭不死的娃！”外公为难地看着我，再看看外婆，外婆瞪着眼睛看着我们，眼睛里充满严厉的光芒，我吓得乖乖闭嘴。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屋檐下常常挂着尖利的冰凌。两个舅舅住在朝北的小房间，我跟小姨睡在朝南的大房间，中间隔着一扇门，像套房一样。睡觉前的我喜欢疯，疯到嘴巴干，然后咕咕地喝水。到了夜里憋尿，又离不开热乎乎的被窝，常常故意尿床。小姨在梦里被凉气惊醒，急得不行。那会儿没有太多的被褥，也没有洗衣机，洗被子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外婆知道了一定会打我，于是向舅舅们求助。两个舅舅便叫我们睡过去，他们睡过来，两个青年人用身上的热气将我尿湿的床单焐干。看到有人替我焐床单，我以后更加肆无忌惮，时间长了床单上便有了一股臊气，小姨实在睡不下去了，便找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洗被单。外婆很欣慰：老丫头到底长大了，懂事了，晓得帮我做家务活了。小姨晾着床单，眼睛乜着我，我在床单后面窃笑。

　　外婆白天在外面干杂活，晚上回家打草帘子。正屋的东边是一间厢房，里面堆满干净的稻草，稻草下面是一架打草帘的工具。外婆弓着腰，一把一把地织草帘，手上满是老茧和倒刺。草帘织好卖给粮站，价钱很低，外婆不嫌，她说：“牛拴在树桩上也是老，到底可以挣两个钱贴补家用，丫头小伙正在长身体，要吃。还多了一个小馋猫！”每每听到这里，我就嚷嚷着要回爷爷奶奶家，威胁外婆说她嫌弃我，要我父亲以后不管他们家的事情！我母亲比下面三个弟妹大好多，也争气。外婆常说以后老了一定是要大女婿养老送终，包括带出三个弟妹。外婆听了扬起巴掌在我面前晃晃：“小白眼狼！还不如我家的大黄！”

　　大黄是外婆家养的一条土狗，全身黄色。大黄很忠诚，也机灵。每天伏在场门口，一双褐色的眼睛盯着过往的行人。外面任何人的东西它都不会吃，只认家里人喂的食物。外婆打草帘的时候，大黄就睡在外婆的脚下，只要大黄竖起耳朵，轻快地窜到门外，低声呜呜的时候，一定是外公披着月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