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卫童

　　我的姑妈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是102岁了，她八年前过世时，我们所有的侄男侄女齐聚老家，为她守灵送葬。葬礼是由她婆家晚辈办的，仪式之重，让我们深受感动。

　　姑妈年轻时上过几年私塾。18岁就嫁给了邻镇的裴家，可仅隔一年，丈夫就因病去世。婆家很开明，让她回到娘家改嫁，可她回家后一直未嫁，帮助兄弟姊妹、侄男侄女，抚养晚辈，孝敬父母，走完了一个传统中国女性贤孝的一生。

　　姑妈回娘家时，抗战还没结束，我的大伯、二伯在抗日的学潮中参加了革命，家里只剩我的父亲和已过半百的爷爷奶奶。为了能够照料他们，姑妈推掉了许多相亲，不再考虑自己的婚事。

　　解放后，姑妈才20出头，伯父给她安排了一份城里的工作。这时我父亲也已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了。当姑妈踏上前往城市的帮船，看到两位送她出行的老人时，她的心碎了，毅然决定留下来尽孝。这一留又是20多年，直到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在这期间，她还帮助我远在新疆工作的大姑妈抚养了两个孩子。

　　姑妈心灵手巧，解放后学会了缝纫做衣，靠着这门手艺养活自己，拒绝了兄弟姊妹对她经济上的帮助。送走两位老人后，她每年都要在三个弟兄家轮流小住一段时间，为兄弟的子女做一些衣服，或翻新一些旧棉衣等，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姑妈一辈子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未向兄弟姊妹提出过半点要求。文革后落实政策，家里的祖产归还了我们，并由姑妈负责出售。兄弟姊妹一致同意，所售钱款留给姑妈，作为她晚年的养老基金。但她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平分，自己只留一份，并说：“你们虽然都在城里工作，但还要抚养子女，负担也不轻。我孤身一人，还有缝纫手艺，能养活自己。”

　　记得我结婚那年，姑妈来帮忙做衣服。当时我二弟刚分配工作，三弟大学还没毕业，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其中有一张600元的定期存折，离到期还有半年，如果提前取出来，会损失100多元的利息。我父母商量此事时，被姑妈知道了，她对我父母说：“明天我有急事，要回老家一趟，两天后就回来。”两天后，她从老家带来500元现金，说：“你们不要取未到期的钱了，这500元先给侄儿置办酒席用吧。”这时我们才知道，不多言语的她，心如针细，善若春风。

　　姑妈过了80岁后，不再从事缝纫工作，住进了当地的养老院。由于没有子女，属五保户，费用由政府承担。但平时的日常生活，总是需要一些钱的，我们侄男侄女会在四时八节给她寄点零用钱，但她从不乱花，并告诉我们：“我钱够用，不必再给了。你们给的钱我都存着呢，等我百年以后，再退给你们。”到了90岁，姑妈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我们和养老院的领导联系，愿意多花点钱，给她一些特殊的照应，可除了从原来的三人间换成单人房外，其它的照应她一概拒绝了，并说：“我粗茶淡饭吃惯了，让我改变生活习惯，还不适应。”就这样，姑妈活到了94岁。

　　姑妈病重的那年，我们去看望她。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她对我们说：“我这辈子没有子女，但有这么多的侄男侄女，我很知足。最后有个心愿，不知道能否实现。”我们问她什么心愿，她说：“我18岁嫁到裴家，虽没留下一男半女，但也算是裴家的人了。如有可能，帮我找到裴家的后代，看我能否进裴家的祖坟，和丈夫合葬在一起。”我们通过努力，找到了裴家的后代——她的外侄。听了我们的介绍，对方十分感动，并在弥留之际将她接到了裴家。

　　姑妈下葬那天，天上下着大雨，送葬的队伍连绵数十米。这对只生活了一年的夫妻，76年后团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