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高中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请来了当年的任课老师。教英语的刘老师已是八十岁高龄，并已随女儿在香港定居。女儿特地把他送到南京，体质犹健的老师执意独自坐车来界首，出租车一直把他送进了校园。 

　　三十年后初一见，刘老师的身躯已没有以前那么高大，精神仍然矍铄。他穿着深灰色西装，里面配了深红印花的领带，头上戴着顶鸭舌帽，风度犹存。 

　　我们上初中时，英语就是刘老师教的。英语课本薄薄的，只能叫个小册子，内容也只是些口号和语录。当时，“读书无用论”充斥整个社会，上山下乡的运动还在继续，同学们对英语特别不感兴趣。刘老师不相信读书无用，他极其认真地教我们学英语，26个字母，从发音口型到发音部位都讲得很仔细。他常常张开大口，示范怎样抬高舌面，怎样轻触上齿龈。我们不是很认真地模仿，而是偷偷地笑。听其他老师说，他讲的是标准的美式英语。 

　　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刘老师就给我们增加一些课本上没有的日常用语，还教我们如何用英语和外国朋友进行简单的交流。这使我们感到很新鲜。课堂上的日常用语，他也常用英语表达，为我们学习英语营造氛围。我们这些文革中走过来的学生，感到很高大上。不知不觉中，我们对英语又多了点兴趣。

　　有一次课上，刘老师看到窗外通向办公室的走道上，来了他以前的两位学生，便指给我们看说，他俩刚上师范一年就文革了，现在都在其他学校任教，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就常常结伴来向他请教。最后，他重重地说了一句：“书到用时方恨少！”当时却不知道，老师的话是说给我们听的。

　　刘老师并不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他很懂得生活。他刚来界首中学时，正值饥饿年代。我们的校园与邻近的农田，只有一圈垂柳之隔。听说，他特地在柳树下精心饲养了一只羊，并喝上了鲜羊奶。这在当时的小镇堪称稀罕事。他也常与附近的农民买点鸡蛋什么的改善伙食。我家就住在热闹的街面上，常看到他买一些当地的香瓜、桃杏之类的瓜果，付款后，就地品尝。

　　刘老师还是个体育爱好者，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他曾和体育老师马老师一起为学校组建的乒乓球队出谋划策，请来邻县的南京下放知青传授经验。他还和马老师组织同学们去近邻氾水中学，进行友谊赛。 

　　刘老师还擅长游泳。我们上学时，有一条灌溉河穿校园而过。夏日的傍晚，常见他惬意地仰卧在清澈的河水之中。记得在一个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日子里，学校的游泳健将都参加了游泳活动，我们在大运河的岸边，只见刘老师矫健的身姿引领着队伍，潇洒地挥臂前行。 

　　散学后的校园里，也曾看到刘老师孤独行走的身影。除了寒暑假回去，从没见过家人来看他，只是听说他有夫人和两个女儿。是的，课堂上他提到过他的两个女儿，说她们学习如何的不用操心，他只需提供学习资料。这个精通外语，多才多艺，带着上海口音却家住南京的人，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个迷。终于，有一天我从老校长戴有武先生那里得知：刘老师的父亲，曾是当时上海滩红极一时的黄金荣的大律师。刘老师大学毕业后在黄的推荐下，来到了外国人开办的发电厂做翻译。工作期间，他有一张与外国同事在资料室的合影，一直珍藏着。解放后外国人逐步撤离，清理、整治的运动接踵而至，而刘老师的这张照片给他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这其中从上海到南京不知有过怎样的周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提倡中青年有识之士，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知识、支援地方建设。他就是那个时候来到界首中学的。 

　　我们毕业三十年聚会时，我陪着刘老师一起去饭店的路上，他饶有兴致地问我：这里还有农民用有机肥种粮食吗？湖西有污染吗？鱼虾还有以前那样的味道吗？镇上买个小院落需要多少钱呢？从刘老师的眼神里发现，他是眷恋这方水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