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与友人聊天，友人表现得很苦恼。问及原因，友人说，孙子长到十多岁了，还像个小姑娘，羞羞答答，默默无语。

　　我说，这有什么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会发生变化的，多做些引导启发，多让他参与集体活动。

　　友人说，能做的都做了，不起作用。儿子经常埋怨我，说我给取的名字不好。

　　我感到奇怪，这与名字有关系吗？

　　儿子说，与名字大有关系。也怪我，给孙子起了个“静远”，男孩子要那么静干什么。其实，这名字还有来头，取自“非宁静无以致远”。友人边絮叨边自责。

　　我不以为然，真是胡说八道。孩子的性格怎么会与名字发生必然联系呢。

　　友人很不解地说，我也说没关系，但是儿子小两口偏说有关系，而且举出若干个实例。他们正寻思着给孩子子改名。

　　改就改吧，随他们，你着什么急啊。我安慰友人。

　　友人无精打采地说，只能随他们，孩子是他们的。

　　事后，我万思不得其解，名字与人的性格、与人的命运真的有关系吗？

　　我不信，但有人信。

　　前些时，有人闹腾着要给农民工改名，说什么农民工存在歧视现象，要改成“产业工人”、“新型合同工”等等，不一而足，而且美其名曰，要让农民工活得有尊严。有一个地方还煞有介事地召开规模不小的会议宣布给农民工改名的决定。

　　农民工顾名思义就是到城镇里做工的农民。它是农民身份与从事职业的糅合，意为到城里做工的农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何况名字只是个符号。农民工们显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尽管网上炒得很热闹，网民们讨论得很热烈，然而几乎没有一位农民工出来响应，显得很淡定、很冷静，其实也是对改名一事的十足不屑。

　　我曾就改名一事与来邮打工的河南小伙子交谈，小伙子一点不感兴趣，他说，我才不管叫什么名字，只要每月拿到工钱，年底结清账回家过年，我就满足了。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工也是这么想的。设身处地，换了你我，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呢。

　　农民工活得有没有尊严，与“农民工”这个符号有关系吗？即使改成世界上最动听最美丽的名字，哪怕说他们是城市白领、贵族，但还是做最脏的活拿最少的钱，还是居无定处、求医无钱、求学无门，他们活得一定还很局促、很委琐、很艰辛，一定无尊严可言。

　　决定农民工有没有尊严，是不是受到歧视，与“农民工”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关系，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农民工在城里可以安置户口，在城里可以有钱买房子，子女可以在城里上学以及考大学，与城里的工人同工同酬，那农民工注定不会自我犯贱，弯腰驼背，低人一等。他们也会挺直腰杆地工作，体体面面地生活。农民工是一个胎记，只有政策制度，才能打磨掉隐含歧视的胎记，改名就如同给老瓶贴上新标签。

　　有些人考虑问题常常表面化、简单化，我们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也不能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就像我的友人的儿、媳所想所做的那样，儿子性格内向，不是从根本上找原因想办法，而是试图通过改名改变之。如果改个名字就能改变一切，那世界上的事情就简单得多了，穷光蛋尽可以改个名字变成富翁，恶人尽可以改个名字变成善人，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富之分、善恶之别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从反面对这种现象的否定。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且仅仅是符号，要改变事物的性质，还要从本质处入手，小孩的名字也好，农民工的称谓也罢，都决定不了人的命运。想通过改名达到什么目的，徒增笑耳，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