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为江

　　“春来了，花开了，小小的燕子回来了。燕子飞得高，燕子飞得低，飞来飞去捉害虫，吃了害虫五谷好……”这首儿歌，是六十年前我的启蒙老师王锡教我们唱的。时光如白驹过隙，一个甲子的岁月匆匆流逝，可这熟悉的旋律依旧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耳边。仿佛每天清晨，我迎着那初升的朝阳，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小书包，嘴里哼哼唧唧地唱着这首儿歌，蹦蹦跳跳、欢欢喜喜地朝着学堂走去。

　　我们的学堂设在村庄后头的一所祠堂里。那是一个一至三年级的复式班，四五十名学生都挤在一个教室里，而整个班级就只有王老师一个人授课。

　　王老师中等个儿，身形挺拔，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满头黑发整齐地向后梳着，略有少许的银丝夹杂其中，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衣领干干净净，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整个人显得很精神。他的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仿佛藏着无尽的知识和故事，每次看向我们时，都透着满满的慈爱与关切。

　　其实，当时的我还不算正式的学生，只是个“小跟班”，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我从家里自带板凳，坐在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学桌一头。我没有正式的课本，唯一的“书本”就是白纸裁剪、折叠、合订而成的“字壳子”，它呈长条状，长约40厘米，宽约15厘米。王老师用毛笔在上面横排书写着黑体字，首页写着“温家小学”的校名和我的名字。从第二页往后，依次是一二三四五至十的中文数字，接着是上中下、大小多少等一些简单的文字。王老师教得很慢，一页内容要教很长时间，主要是让我们熟读。我脑子还算灵光，很快就把老师教的字记得滚瓜烂熟。大部分时间里，我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王老师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课余时间，我就跟在大哥哥大姐姐们后面玩耍。

　　王锡老师原本是塾师，后来转为公办学校教学，但他的教学方式一点都不刻板。他不仅教学生语文、算术（包括珠算）、自然、历史、地理这些基础课程，还教学生写毛笔字、学画画。到了冬天，他会带着我们一起跳绳、踢毽子，让我们在运动中抵御严寒，锻炼体质。要是遇到下雪天，他还会带领我们去堆雪人、打雪仗，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朝气和活力。他还经常教我们唱儿歌和时尚歌曲，自己则拉着二胡为我们伴奏，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有一种魔力，让我们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

　　王老师特别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有一天早上，一名高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为集体养鸭），从空鸭栏里拾到了一枚鸭蛋，然后拿到商店换了一包红糖（俗称鸡屎糖），带到学校和几个关系好的同学一起享用。这一举动引来了全校大多数学生的围观，大家都伸着小手向他们乞讨。在分食的过程中，有糖末子掉落在地上，立刻就有学生争着用手指沾上口水和糖末送入口中。王老师到校后得知了这件事，立刻召开学生晨会，让我们反复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我们要从小培养拾金不昧的好品德。同时，他对那位拾到鸭蛋既不缴公，又不经父母同意擅自换糖吃的同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王老师也是一位多才多艺、善于奉献的好老师。有一年放寒假，生产大队委托王老师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排演几个节目，来丰富全村人民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王老师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精心挑选了淮剧《三世仇》的剧本。这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剧目，深受群众喜爱。王老师既当导演，又是乐器伴奏，他严格要求学员们把握好剧中的人物形象，在“唱念做打”中反复练习。春节当天下午，淮剧《三世仇》在村大会堂公演，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后来，这出戏还参加了全公社的文艺会演，并且获得了表彰。

　　王老师每年还不辞辛劳地为村民写对联。他写得一手好字，楷书、隶书等字体都笔酣墨饱，行云流水一般，是庄上书法最严谨的老先生。他会针对每个家庭的不同背景，别出心裁地把户主的名字嵌入对联中，很受大家欣赏。比如，有户人家户主叫祺春，他写的对联是“祺福百姓家，春色满人间”；户主叫万惠，对联是“万籁共欢歌，惠及百姓乐”；户主叫兴富，对联是“兴业粮满仓，富民财气旺”。

　　改革开放后，王老师年事已高，但他依然亲自执笔为王姓家族修编了王氏族谱，开启了本地乡村修编家谱的先河。我至今仍记得王老师书写在族谱上的对联，那是引用朱子家训中的话：“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也代表了王老师对子孙后代的殷殷寄托。无论祖先已经过去多少年，在世的人都应该传承他们的精神，心怀感恩。无论后代是否聪明，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教育，后代才能获得知识、技能以及良好的道德修养。

　　虽然我在王老师那里接受教育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他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的。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求知的道路；又像一位辛勤的园丁，精心呵护着我们这些幼苗茁壮成长。他教会我的知识、品德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直伴随着我，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