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安理

　　每年清明节来临，我都情不自禁地深切怀念我的两位爷爷。

　　第一位爷爷左寿明，一直生活在宝应夏集农村。他养育了三男一女，即我的大伯、我的生父和我的姑母。三位长辈又养育了儿女及下一代十多人。爷爷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千人左右的村庄，他是小家族农耕生活的组织者、领头人，拥有十多亩水田，所有老小都过着缺衣少食的困苦生活。爷爷勤劳朴素、心直口快、乐于助人，这是他良好的品质。他每次走四里路去临泽买东西，碰到邻里都说，要买什么我帮你买。一次，一个大娘递给他一只空瓶子，说：“请你帮我买一瓶麻油吧。”爷爷上街买好了货物，挑着个小担子，一瓶麻油挂在扁担头上，兴致勃勃地往村里走。快到村口了，一不小心，瓶子滑落到地上打破了。他赶紧又回头去临泽，先买了个瓶子，再买满满一瓶麻油回村。

　　1946年的一天上午，爷爷挑着粪桶在菜地施肥。镇上的五个还乡团员到村里抓了一个人，路过菜地。爷爷见状，赶忙跑上前去说：“这人是我们村的老实人，又没做坏事，抓他干什么？”他这一呼喊，邻里一些人都拥来了。一个还乡团员仔细看了看爷爷，对领头的队长说：“这个左寿明我了解，他女婿当新四军去了！"就这样，连我爷爷一起抓到镇上去了。第二天，全家人正忙着筹款救爷爷，他和其他几位农民却被还乡团残忍地杀害了。

　　我要讲的第二位爷爷薛义丰，他是我养父雪明的父亲。少年时代，我对这位爷爷没有任何印象，只知道他成分不好，解放前被党的临时政府处决了。这无疑对父亲的进步有一定影响，在文革中必然受到冲击。父亲从来不跟我说，我也不敢问。直到我被安排在县党史办工作，才对爷爷的身份有了新的认知。他身材高大，为人处事公道，村里村外名声不错。日本鬼子入侵高邮，要在临泽镇选一个镇长。伪军走村串舍，经各村和镇上群众推荐，最后公认薛义丰当选为镇长。高邮、宝应是革命老区，牺牲的烈士多，出现的叛徒也不少。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上世纪40年代初，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锄奸运动。我的这位爷爷因为当伪镇长被处决。临刑时，镇上几条河汊近百条船只，无数群众赶来，求情无果。

　　当时的地下党负责人刘平找到我父亲，说：“你不宜在高邮活动了，我送你参加新四军去。”二十多岁的父亲说：“我跟着你跑腿三年了，我还不是党员，你得给我个说法。”就在三联村去临泽的路上，刘平拉父亲坐在田埂上，从皮包里取出笔记本，撕下一页纸，掏出派克钢笔，写了《我介绍雪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他还对父亲说：“从此以后，你和敌人打仗，即使受伤被俘也绝不能当叛徒！另外，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不能自杀，自杀也是叛徒！”父亲和首长告别，把珍贵的入党证明揣进怀中，连夜向北，踏上了寻找新四军的征途。

　　刘平是一位作战勇敢、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当时的地下党工作单线联系，十分机密。薛义丰秘密为新四军购买枪枝弹药的事，是不可能泄密的，只有部队专人和地下党组织联络。薛义丰被处决后，刘平尽快介绍雪明入党和参军是顺理成章的事。爷爷的事情在高邮党史调查中获得了验证。那一年，老干部胡雨亭、居宜、张老带领我和夏金明去泰兴作党史调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性老干部。她在回顾高邮党史时，说了一句话：“高邮那个薛义丰不该杀，杀错了！他是暗中为新四军做事的。”夏金明作记录。我当时虽默默无言，但心中很激动。我回家告诉了父亲，他说：“在革命的风浪中，这些事在所难免。能有这个说法就行了，可惜太晚了一些。”

　　我悼念两位爷爷的时侯，总是对家人和亲友们心平气和地说，想想两位爷爷当年的境遇，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还有什么对个人的曲折困难丧失信心呢？还有什么对家庭邻里、领导和同事之间的矛盾解不开呢？还有什么对社会现状牢骚满腹不满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