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俊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装还是时髦的。朱国祥就送我一套，这是很令人激动的事。

　　朱国祥是我的发小，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起玩。学骑自行年，游泳，打鸟，钓鱼，甚至也学会了抽烟喝酒。他长得有点像外国人，除了眼珠发蓝，鼻子还特别大，我们都叫他朱大鼻子。据说他有八分之一俄罗斯血统。

　　朱大鼻子高中毕业后下放到高邮东风公社，后来应征入伍当了基建工程兵，地点在东北辽阳。这套军装是他当兵后的前两年硬节省下来送我的。我那时刚上大学二年级，放假回家，朱大鼻子也回乡探亲，我们坐在京杭大运河边，看旭日初升，看风帆疾驰，畅谈当兵和上学的心得，憧憬美好的未来。他告诉我，部队生活很严格、辛苦，但很有规律，也很充实；他业余正在学习作词作曲。临别时，他从军用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的东西，说，送给你，这是一套军装，我知道你有当兵情结。我说，你自己不穿吗？他说，部队每年都要发放的，我省着穿应该可以。我很高兴地收下了。那个年代，军装是最好的时装。我收下了朱同学赠送的珍贵大礼。

　　朱国祥送我的军装是战士服。上装只有上口袋，没有下口袋；裤子特别宽大。我穿上军装很兴奋，基本上还算合适，只是裤子又肥又大。那个年代，大军裤是时尚的亮色。我终于也穿上了军装，似乎半圆了当兵的梦。我在读高中时曾参加过空军招飞，体检合格了，政审未通过。后来上了大学，和当兵的机遇就失之交臂了。现在，我也穿上了军装，既不失时尚，又仿佛有了当兵的感觉。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确很精神。

　　回到学校里，同寝室的同学个个羡慕。有人甚至要向我借穿几天，过把瘾。那时候，我们对部队是有很浓的情结的。记得大学军训结束时，我们送别南京军区69师的教官，全体同学都流下了不舍的眼泪。1979年刚打完对越自卫反击战，军旅歌曲在校园内盛行。我整天地穿着这套军装，脏了，洗一洗，又穿起来。上大学的后两年，我基本上是穿着军装度过的。

　　谈恋爱了，有一次女朋友来看我。那时经济条件差，没钱买一套新衣裳，我就穿着这身军装陪女朋友逛商店、看景点。别人以为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有一天正在看风景，突然飘起雨来，女朋友有点着慌。我像变戏法似的从大军裤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叠的小红伞来，女朋友很是欣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雨天使用的基本上是大黄油布伞，讲究时髦的也只是刚流行的黑尼龙伞，我却拿出一把可以折叠的小红伞来，确实有点意外。这小红伞是我特意买的，那时候价值十几块钱，算是比较贵的。老人说，谈恋爱是不能送伞的，伞和“散”字谐音，不吉祥。我因为觉得这小红伞太时尚了，管不了那么多，就下决心买下了，想不到立即派上了用场。当然，还是要感谢那条大军裤，放一把小伞竟然看不出来。

　　后来，回家乡参加工作了。站在讲台上授课，感到穿一身军装有点“冒”，不太合适，就将上装和下装分开来穿。一直到结婚，这套军装都是我的主打服装。它是我青年阶段的难忘记忆，甚至充满着我对绿色军营的向往。

　　朱国祥后来也复员回到家乡工作，经历了就业、下岗、创业，成为比较成功的商人，成为知名的作曲家。我们仍经常相聚在一起，为了那套军服，我总是认真地敬他一杯小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