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贾家巷是紧临县政府西南边、县府街南的一条小巷子。《高邮县志》有这样的记载：贾府老宅在高邮县城中贾家巷内，为贾国维的故居。贾国维，清康熙四十五年赐进士，殿试中探花，任翰林院编修、内廷供奉、上书房行走，后因老母需人照料，辞官回邮，是高邮名人。贾家巷大摡因此而得名，到解放前也有240多年的历史了。新中国成立我上城中小学时，有贾大安、贾怀士等与我同学，他们都是贾家各支后代，从贾家巷到菊花巷大都是贾氏族人。 

　　我儿时印象中的贾家巷里住着贾大奶奶、贾姨奶奶一家，她们家院子很大，有两进房屋，但显得有点陈旧，有院墙隔着，正房住着贾有渠、贾有森兄弟俩，他们应该还有个姐姐，早出嫁了。这后一进屋后来租给卜文瑞家母子俩住。大门朝东，门外一棵杏树。朝南有个敞开大门的院墙，一条小路直通玉带河。路东是张家的山墙，路西是震泰恒酱园的大院子，前有三间平房，里面住着看门护院的唐爹爹老夫妻俩，屋里支个碓，给人家舂舂粉子面。震泰恒公私合营后，老两口就以此为生，种菜糊口。他们后来认养个儿子，小名来喜子。 

　　我家在贾奶奶家北边，是我的祖辈从贾家买过来重建的上下堂屋东厨房西厢房的四合院，门楼朝东，西边有个大院，栽花种树。我祖父民国时期在县衙门里做事，好与人居间调解做拦停，人称曹三太爷。我父亲在中央大学上的法律系，母亲是北门坛坡马家大小姐，养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我家对过是王大老爹家，记得还有个翟家奶奶住在他家。他的儿子一家和女儿一家都住在一起，前后两进四合院，东边还有个大院子，大门朝北，后门朝西。大门对过是个公厕，后门对过是我家后山墙及贾家后院墙空落地，有一口公用水井，青石井栏，水清见底。王大老爹有一奇门绝技，会用古墨汁给人化痄腮。王家南边是一块空地，在贾家院墙外曾住过邵家，邵老头当过警察，吃大烟冲了家，拆屋卖房搬走了。 

　　解放初，我记得祖父母辈分的男的大都是剃的和尚头，穿着老式对襟小褂裤。女的头上梳个髻，穿着小脚鞋儿，大袱衣衫大脚裤。他们这帮旧社会的遗老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先后谢世。而我们的父辈，都参加工作，留着分头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当了机关干部，如王大老爹家的女婿王锦贵是水利局的股长，我父亲是文教局的教研员，贾家的贾有渠在财政局工作。我们这些小字辈则一个个先后出世，长大上学。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我因家庭出身不好，高中毕业后大学未能录取，服从分配也参加了工作，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贾家巷，先后在卸甲、三垛、界首、菱塘等地工作，在外成家立业，但我的户口一直在贾家巷4-1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府街改名叫东方红路，贾家巷也改名叫红心巷。随着县政府两边的市政建设，如县委一招和实验菜馆的工程需要，有不少拆迁户由政府安置在贾家巷南头空地安了新家。再如我家和王家当年空屋多，本想出租给别人收点房租贴贴家用的，“文革”时期又实行私房改造收归房产处公管了。老住户、老租住户、拆迁户若干年来休养生息，繁衍后代，人丁兴旺。年轻一代如我的弟妹们也经历过下放农村，后又回城投靠亲友单位或由城镇出面安置到街道办企业，才算安顿，又要结婚生子，计划生育当然大都是独生子女，几代同堂，拥拥挤挤，蜗居在同一屋檐下。改革开放，他们再遇企业改制下岗潮，有的搭过三轮车、打过工，也有的做起了小老板。那些年，尽管各家有本难念的经，巷子虽小，户数不少，邻里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早晨巷口飘起着煤球炉子的青烟，上班的年轻人骑着二八杠自行车会娴熟地避让骑过。小巷人家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平民老百姓，勤俭持家，民风淳朴。 

　　直到上世纪末，已改称府前街的市政府府前街二期拆迁工程正式启动，将中市口至清洁巷一带的民居全部拆迁重建住宅楼，原住民就地安置，一代代人盼望已久改善居住环境的梦想成真。

　　要问当年的贾家巷今何在，现在的玉带园7、8、9幢和10、11、12幢之间就是大体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