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栩，老文教的人并不陌生。他出身杨家巷的名门望族，是杨八房中杨四房遵时之子，亦是汪曾祺生母的嫡亲内侄。他的人生轨迹简言之：上中专，参军参干，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上学一年后被打成右派，1960年又摘掉“帽子”，次年下放到安徽蒙城劳动，后在蒙城师范、一中教书。1983年调回邮中工作，十年后退休，又一个十年后，81岁的他走了，走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我无意写他这本人生大书，只想从他的交友角度说说他的为人。什么是朋友？杨汝栩有他自己的诠释：“说得来的是朋友……世界很大，但是真正说得来的好像并不多……我自信我有许多历久不衰的好朋友。”他的朋友众多，上至市里领导，下至斋夫（工友）学生，旁及声气相投的吾侪之辈，他视亲戚也为好朋友。他病危之际，曾叮嘱他夫人陈素萍：“你把文章交给丁明刻成光盘后，交给我的朋友朱延庆、陈其昌等人，请他们帮助编成一本书，编好问世，我就心满意足了。”他的这个遗愿实现了，朱延庆看了文、写了序，我和任俊梅编好了书。

　　坦然直率待官员。杨汝栩年轻时自称胸无芥蒂、口无遮拦，或自豪得意，或好为人师。他教历史，精俄文，懂英文。回到高邮后，对文史方面以至店招牌的用字，都有直言。汪老子女为其父出版了《汪曾祺书画集》，大概印了两三千册，给了家乡800册。杨汝栩得知后，专门致函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刘金鳌，直言不讳，大意是，至于赠送分配方法，按官员、公关需要、友情亲疏分配，他也不会感到过分惊讶。他又言及侄儿杨鼎川是研究汪曾祺的学者，对此画册爱不释手，“似乎比起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官员们更应当得到一本”。是因为“杨鼎川身为佛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其官位比县里的局长、乡镇党委书记大吧。”“至于我嘛，虽是鼎川叔父，但不是官员，那就另当别论了。”“多年蒙你不弃，对我以朋友相待”，故写信时“没有战战兢兢斟酌字句，倘有冒犯之处，尚希海涵”。我以为杨先生言之有理，其时，连县委主要负责人都不知汪曾祺是高邮人，临政莅事者的政绩不会从汪老身上体现。再说，刘部长与杨先生是多日老交，日后自然会送上一册。刘部长还主持了汪曾祺半身像的雕塑工作，事成，汪老子女认可。杨先生又有微词：“这位老兄像是没有喝过酒的神态萎靡。”又是他说对了，日后有汪迷来访，亦撰文言及此事。

　　平等相待对工友。杨汝栩出身大家，童年时代穿着讲究，连看城门的“二黄”对他也不敢怠慢。他从小就平等待人，上景家桥小学时，斋夫（工友）陈淦泉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学校唯一的校工，打铃、扫地、修冬青、跑腿，给教师打洗脸水，为校长买早茶，学校并不发他工资，准他在校内做小生意，弄些红枣汤、薄荷糖、凉粉、荸荠等吃食卖给学生，觅些蝇头小利维持生计。他老婆是个白白净净的女人，对人和气，对待学生就跟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多么平等，多么和谐。如果杨先生是个纨绔子弟，对工友能有这样的好感吗？

　　以诚待人处朋友。当年，我在县委统战部任助理秘书，因落实统战工作政策，多次走访杨汝栩的家。他家院子不小、朝南三间或四间。其时，木香花刚栽不到两年，藤蔓已经爬上南墙，冒出嫩绿的细芽。我们根据政策规定落实了杨家房产，又从杨氏家族的兴衰谈到县里的沧桑。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说，老陈啊，我们把该写的文章要写出来，总不能带到棺材里去。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注汪研会成立以后干什么。有时点击“汪研”，指明方向，切勿搭花架子，使“汪研”成为空壳子。现摘录要点如后。他说汪曾祺文学馆充其量只是个图片展览室。“必须坐下来做些研究工作。不能像前几年炒秦少游一样，十几年过去了，什么成果也拿不出来。”“搞这个‘馆刊’是个好事，但是不能像褚元仿所说的‘虎头蛇尾’。”这些批评是对的，但我也坦诚地对他说，每期寄给文化名人、高校图书馆就有四五百份，而杨汝纶及其子鼎川那里也都寄了“馆刊”，杨鼎川的稿子还连载哩。他也爽快地说，错怪你啦！

　　他去世后，我们为他编的书，名为《杨汝栩文集》，几乎囊括了他发表和供家人内部传阅的文章。他的作品文笔自如、语言朴素，其知识性、存史性、地域性丝毫不亚于当代守望家乡的作家，与他的为人一道，像杨家院子里白色的木香花，繁花点缀，光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