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腊月十一，我们插队不久，晚上下起大雪。第二天早晨，开门一看，纷纷扬扬，还在下，四野白茫茫。下雪不上工，干活累了，正好可以歇一歇，真好！

　　“新农民，生产队杀猪，下午分肉，有肉吃啦！” 小中光景，“呆子”王立争笑容满面，顶风冒雪，来到“知青屋”。这个“呆子”，是我们最早认识的当地农民。十天之前，是他用罱泥船把我们从公社接到了东团营。“呆子”不呆，村里人这么喊，我们也跟着这么叫。

　　农村人，户户养猪，却很少有人家杀猪。猪养肥了，捆起来，送到供销社，换钱。快过年了，一家老小，总得要添几件新衣裳；伢子，总得要拿几个压岁钱；三十晚上，大年初一，总得要喝几瓶老酒。这一切，全靠卖猪。过年须有肉，可拿钱买，实在有点舍不得。一听说生产队杀猪分肉，男女老少，个个笑逐颜开。“呆子”更是兴奋无比，他爱吃肉是出了名的。听人说，有一年他与人打赌，红烧二斤肉，半小时之内，吃下去，他分文不付，算是白吃；吃不下去，他要付双倍的钱。结果，“呆子”赢了。

　　分肉地点，就在“知青屋”。它本是生产队保管室，我们来得突然，临时让我们住。不上工，天又冷，吃好中饭，多想好好睡一觉，却睡不成。“呆子”光顾得最早，来了一趟又一趟。

　　“杀猪了，分肉了！”他叫喊着，精神抖擞，扛来一个特大澡盆，扛来一张破桌子，又扛来一大片一大片猪肉。忙好这一切，“呆子”坐下来抽烟——抽着，笑着；那黑棉袄上的油迹，光亮光亮。

　　不到一点，队长吹响了哨子。哨音刚落，堂屋就挤满了人。人多嘈杂，队长叫嚷开：“今天分肉，整劳力每人二斤，半劳力每人一斤半，小伢子每人一斤。老人照顾，每人也是二斤。开始分肉，从庄子西头到东头，一家一户挨着来。”

　　李得宝住庄子最西头，此次分肉他是第一家。他家有两个整劳力、两个半劳力、一个老人，总共应得九斤。杀猪的切肉，切了三块。他要做到肥与瘦搭配，有骨头的与没骨头的搭配，尽量公平。

　　“太瘦了，不行不行！”李得宝一看，不满意，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那时吃肉，喜欢肥一点的。难得吃一次肉，要油油肠子，滑滑嘴。

　　“去去去，李得宝！肥的都把你，我们后边的怎么办！”“呆子”很着急，他住庄子最东头，此次分肉他是最后一家。

　　“不要挑三拣四！张师傅，你称！”李得宝不再吱声——队长的话，在这个生产队，说出来就算数。

　　张师傅一称，七斤八两。他一边称，一边喊道：“好好好，还差一斤二两，来点肥的！”

　　李得宝终于满意了，笑眯眯地，拎着几块肉回家。

　　堂屋里乱哄哄的，却个个都笑着。一户就用三四分钟，生产队有二十几户呢！我们不耐烦了，走进房间，唱起歌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晁得余领唱，他曾经是一派宣传队的首席男高音。乖乖，那声音，三间屋都在回荡、震动！

　　“新农民，分肉，唱什么歌！”“呆子”走到房间门口，大声责问。

　　我们哪里听得进去，心中的怨气还没发泄够。六个人一起放开喉咙，继续唱，“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唱魂啊，我们要吃肉！”“呆子”冲进来，拳头勒得紧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凶神恶煞。见我们还要唱，他撸起袖子，吼了起来，“不要破坏我们吃肉！”

　　“噗嗤……”我们忍不住笑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破坏”经常被使用，什么阶级敌人“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工业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军民关系”等等。那全是大事，却从未听说有什么“破坏吃肉”的！“呆子”就是呆，说的是半吊子话。跟他较什么劲！一气之下，我们出了门，外去转转，邻队有个女知青组，以前都是同学。

　　“好好好，新农民出去了，安安稳稳分肉！”我们才离开，“知青屋”一片欢腾，竟听到有人拍起手来。

　　下晚回到家，分肉已经结束，静悄悄的。堂屋里挂着五块肉，大小不等。“呆子”还没走，正吧嗒吧嗒抽着烟。我们还在气，没理他。

　　见我们回来，“呆子”连忙说：“新农民，这是你们的，总共十二斤三两。看一看，五块肉一块也不少！”原来，“呆子”留在这儿不走，是替我们看肉的。大家心中一热，气全消了。一看“呆子”，还是那么憨厚。

　　“呆子”拎着几块肉跨出大门，却又急急忙忙转身回来。“新农民，只能烧一块，细水长流！其他腌起来，过年吃咸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