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瞻过多帧汪曾祺老的照片。有扎着围裙下厨的，有伏案作画写字的，有与友人交谈的，还有那张为无数人点赞的“一对老鸳鸯”（与其夫人泛舟高邮湖）的照片，但一直存活在我脑海里的还是那帧身体微倚、指夹烟卷、手托额头的照片。

　　不知道是哪位大师拍摄的，也不知道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抓拍的，拍得太生动传神了。照片上的汪老，神清气爽，淡定自若，指间袅袅升腾的烟雾，顶上稀疏银白的头发，额上数道深深的皱纹，透出十足的洒脱不拘与自足祥和。

　　1981年，我在高邮师范读书的时候，曾聆听汪老的讲座，那该是老人阔别家乡数十年后的第一次回乡。那时我们对作家对文学全无概念，更不知道台上的老人就是京剧《沙家浜》的创作者之一。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村上的文娱宣传队上演过《沙家浜》选场，村里有一点文化的年轻妇女大都能哼上“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其小众的文化表达，达到了大众的普及效果。我最早拜读的汪老作品是《受戒》和《大淖记事》，感觉与自己在中学读过的文章不同，何以不同，不知所以。

　　此后一直在乡下的中学教书，很少获得汪老的消息，更没有机会与汪老有过哪怕一分钟的零距离接触。2013年，因工作需要，到河北考察鸡鸣山驿建设。组织者行前说，此番还将到汪老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看看，我很高兴。后未果，有点失望。

　　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汪老的认识了解。我通过拜读汪老的作品，走进汪老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别人的文章和讲述，了解汪老的别样人生。

　　我心目中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普通人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作家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名人的汪老同样是洒脱的。

　　汪老的为人是洒脱的。正因为他的洒脱，在家里“没大没小”“多年父子成弟兄”，营造了亲情浓浓的家庭环境，甚至在他露出得意的“尾巴”时，小辈们会浇上一盆冷水。正因为他的洒脱，在下放到河北农科所劳动后，苦中作乐，边画马铃薯图谱边享受烤马铃薯的美食。能将苦难转化为快意人生者非洒脱不能为。正因为他的洒脱，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老老少少的朋友。正因为他的洒脱，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激起更深的尊重。据说某一次回家乡，一家饭店请其题写店名，要求写“某某大饭店”，汪老略一思考，说：“你这家饭店哪能说是什么大饭店。”“大”字终没写上。此事是否属实，没有考证，但发生在汪老身上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他于人于事，自有认识，自有理解，不会囿于外界的长长短短。

　　汪老的为文是洒脱的。他从没给自己的作品贴上什么“主义”“流派”的标签，也不刻意模仿某一位某几位中外大作家的套路创作。他深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但绝不在老师后面亦步亦趋（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几不从事文学创作），他按照他认识的世界反映世界，他按照他理解的生活讲述生活，他按照他掌握的小说创作小说。诚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太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确实，汪老的小说少有激烈冲突的情节，像陈小手身后挨一枪的情节在汪老小说里是罕见的。有人据此遗憾地表示：汪先生的小说难以改编成电影电视。他以洒脱无拘的为文风格，耕耘出一片崭新的文学田地，给近乎窒息的文学空间吹进清新的空气，赢得众多读者的追拜，直到他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各种集子仍在不停地出版，这是许多现当代作家难以比肩的。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称汪老为“被遮蔽的大师”是恰如其分的。

　　名人汪老也是洒脱的。文革结束后不久，汪老即推出若干篇“小桥流水”般的小说，在文坛上形成了轰动效应，成为知名度极高的作家。但是汪老不摆谱、不矫情，一如常人生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他回家省亲，仍依旧礼给继母行跪拜之礼。老乡朋友上门，他依然扎起围裙下厨。即使是自家房产没有落实政策，他也没有端起名人架势与政府论理，仅仅写了封寓理于情的书信。有人为此愤愤不平，然而，汪老没有喜怒于声，平和如初，一如既往地推介高邮，提携后学。那首由汪老作词的《我的家乡在高邮》，一直在高邮大地传唱。

　　于一个人来说，洒脱是什么？汪老以他的为人为文告诉我们：洒脱是守得住、拿得起、放得下，不为艰难所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左右，活出自己的快乐，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味道。

　　洒脱是一种风度，一种胸襟，是底气骨气，也不乏一点点傲气。

　　我从不奢望通过阅读汪老的作品而成为名人名作家，倒是想通过反复拜读其经典作品，获得一点洒脱的智慧，继续自己的五味人生，仅此一点就足够了。我知道：写作不是所有人的营生，更不是人生的全部，业余作者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