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与农有缘，小学六年级起，支农二十个春秋，地跨兴化高邮。虽年深月久，但忆来仍可见时代的印记。

　　1958年大跃进，大干快上，兵团式作战。夏天，兴化中学高一150人出城，兵布十里尖到河口沿线，铲路旁青草。班主任领衔，科任随班，烈日下用力，汗流浃背。有的身上晒得虾红，吃不下饭。好在食堂送的是大米粥，炒菜加盆汤，另有绿豆茶。没车，不回城，河水抹身，露宿，地床云被月作灯。有人支蚊帐，有人躺着赶蚊虫，疲劳而眠。鼓士气的口号是“政治挂帅，又红又专”，没人怨。

　　返校后，六月下旬仍有同学中午下河捞水草，积肥支农，多积极。

　　秋天，我们三个班乘船到近东台的戴窑抢收，住工棚，吃在厂食堂，割稻挑把，比学赶帮。村夜更宁静，地铺睡得香。

　　1959年夏忙，谢义侠校长告诫说，一走读女生晚上下河边落水身亡，要注意安全。

　　1960年清明后，我们于兴化南郊拉犁，四个农村同学一张犁，一人扶，三人拉，俯身跋涉出牛力，中午青菜饭，颇感民为食而艰。

　　上高校时，帮社员挖山芋，收白菜。记得团支书不时催着快干：“快点！”不能怪，那年代，他身上难免有“左”的影子。其实，我不用催，我对劳动已由会到爱，谈到支农，心动手痒。

　　1965年春，带学生在司徒机器耕田，有空竟熬不住下田帮插秧，与她们分享苦中乐。食堂散了，自炊能吃饱了，她们手不停，嘴不停，与挑秧男开玩笑。尽管前几年人瘦草狂，不远处还能见到未及复耕的荒地，但穷不掩乐。

　　1966年秋，县委县政府瘫痪，造反总部号召下乡“三秋”，我和一组高二学生去龙奔。“文革”生隔膜，我不多管他们，只身先士卒，翻稻、晒草、收场，我作榜样，学生也自觉跟上。菜简单，但有菱吃（三分钱一斤），糯又香。结束时，队干要奖我锦旗，他的诚心我致谢，但运动起，不相宜。“名之所存，谤之所归”，古今有之，我婉拒了。

　　1968年夏，是唯一支农不带学生的一年，他们各玩其所玩，我们几个同观点的“老九”则去东墩掼麦把。体力活，易饿。生产队招待，麦片米饭，苋菜，蚕豆蒜苗，韭菜蛋汤，吃得蛮香。

　　“五·七”指示后，支农添了“学农”的新意，且常态化。1972年春夏之交，我与宋虹带学生去城郊新华大队。男的挑猪脚灰（猪粪加草木灰），女的田里“匀”。潮也罢，臭也罢，男生与我一样赤脚进猪圈。社员装筐，我们卷起裤脚筒，挑到水田里。女生与宋老师动手撒，脏？娇气一扫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儿是考场！

　　1973年秋，我与一组初中生在张轩强民生产队，社员割，我领学生运，紧追慢赶，不让田里余把。装满船，我撑回场边。晚饭时，“小厨师”给大家分山芋烧萝卜，一问，是队干在集体地上挖的。哦，犒赏了。

　　1974年夏，武安东南。我代场片“司令”指挥虾兵蟹将，丢了翻耙拿扫帚，忙晒场。晚茶嘉奖：糯米粥，炒蚕豆。OK!只要手上有，农民是好客的！乡风是纯朴的！就像那碧树绿水！

　　岁月如歌，有抑扬悲欢，往事悠悠。

　　日历翻到1977年秋，我带78届自己班在宋庄支农，下午3：40，我向学生请假，直奔学校给复习班上课，课堂气氛特好。“才别农耕磨练苦，又闻高考脚步声”，教育的春天盼来了。以后没再支过农。分田到户效率高，无需支；继而机械化、现代农业，剩余劳力倒“支城”。“三农”巨变了！但可带学子到农村观观光，学学农，醒醒脑。善哉！并非我“好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