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4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七届二次主席团扩大会议的60多名会议代表，踏访高邮，出席在文游台举行的“中国民间文学创作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欢迎午宴上，高邮三代民歌手王兰英、曹德怀、杨旭娟演唱了《数鸭蛋》《小小刘姐姐》《高邮西北乡》等经典高邮民歌，其中由我受时任高邮文联主席姜文定委托，组织来的一个农民组合，演唱了一组原生态高邮民歌，引起了足够的反响。高邮申报“中国民歌之乡”由动议转化为行动，我有幸参与了申报过程中的相关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2007年10月18日的第四届中国邮文化节文艺晚会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牌高邮“中国民歌之乡”。

　　高邮何以能称为“中国民歌之乡”？用高邮市委副书记张秋红女士多次强调的一句话说，“是我们抢占了民歌文化的制高点”。我知道，在知识产权中商标的注册和相同发明创造的专利都是适用“申请在先”这一原则的。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法理和自信，把“中国民歌之乡”作为我们高邮的一个国字号品牌来宣传和打造。

　　实话说，高邮是在获得“中国民歌之乡”之后，《数鸭蛋》的著作权人，索兴老者去世前，才出版了他的唯一一本著作《高邮民歌》，接着由时任高邮市委宣传部长张秋红主编的《高邮民歌》又相继出版，使高邮民歌有了厚实的、权威的纸质版本，使“中国民歌之乡”的称誉更有了足够的底气。2009年，我把搜集整理的民歌唱词，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寻找远去的歌声》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一，自费印刷出来，只当赠品送人。

　　川青董谭有个史德元先生，我对他是有所耳闻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高邮文联编辑出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珠湖的传说》中，收有史德元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数篇，可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比我年纪大得多的老先生。直到2010年的夏天，在临泽镇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上，我与他见到面，方知我们是同龄人，且老家所在村庄只一河荡相隔，分属不同乡镇。他告诉我说，他曾在乡镇文化广播等部门工作过，主要从事新闻通讯工作，也在乡镇其他科室做过笔杆子，但一直是个没有编制的乡镇编外人员，工资很低，只是出于对写作的热爱才坚持了下来。我面对他捧在手上的一大叠发表在各类各级报刊上的文章剪贴簿，心生崇敬，深怀敬意地说，史先生真正是个底层文化的坚守者。

　　史德元告诉我说，他还搜集了几百首民歌歌词，一直不知如何处理。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要求他赶紧整理一下，我帮他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二的形式，编印一本册子，以壮高邮民歌声势。史先生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虑和准备，后来把打印好的书稿交给我，我即着手帮他做编辑和校对工作。是前任高邮文联主席许伟忠先生帮助取了书名。时任高邮文联主席姜文定欣然题写书名。两任主席都是临泽人，家乡情怀促成他们鼎力支持。2010年底，史德元编著的第一本民歌作品集《里下河情歌》终于面世，并两次印刷。

　　此后我们成了文友。一晃几年过去，最近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民歌，想再出一本民歌集，还想请我做编辑，仍以同样的形式出版。于是我帮他去请示相关领导，得到高邮文联主席黄平先生、驻会副主席韩粉琴女士的一致支持。史德元编著的《高邮东北乡》得以顺利印行。

　　史德元曾跟我自嘲说，我们这些人算是“哈大爷”，吃饱了撑的，在做这些无聊的事。但细想想，做这件事虽没得什么深文大意，可心里就是想做。我并不比史先生高明，总是记住已任市委副书记的张秋红亲自对我说过的话，做文化工作要善于抢占制高点。要我说，老史同志，你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也许多少年后，人们会忘记很多人和事，可能还会记得或提起你曾做过的这项别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是你以实际行动抢占了临泽民歌乃至高邮东北乡民歌的制高点。

　　我以为，这就是史德元先生在做这件事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