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旭东

　　1963年，我虚5岁。那年的四五月间，我随母亲、两个姐姐从高邮县城下放到一个叫马饮荡的偏僻的水乡小村庄。第二年秋季，妈妈就把我送到本生产小队的学校——芦南小学上一年级了，启蒙老师叫孙蓉芬。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两户人家连在一起的两间堂屋。这是个四合院，北屋四间，两家连在一起砌建的，土坯墙、草屋顶，北屋中间的两间堂屋是我们的教室，东西两间、两侧的厢屋、前头屋等，分属两家房主。

　　孙老师是完小建制的王庄中心校派来的。她白净、秀气，气质文雅，但体质不是很好，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她在课间用止咳糖浆当开水吃药片。孙老师就借住在四合院的前头屋里，房子里面整天黑黢黢的，没有光亮。

　　芦南小学是一到四年级的复式班，五、六年级要到五六里外的王庄中心校去上，初中到吴堡初级中学去上。我们小学里一个年级一般只有六七个、八九个学生，一个学校总共就三十来个学生，只有孙老师一个教师。

　　学生的年级不同，课本自然也不同，孙老师教课，只能挨着来，一刻不停，劳心费神，辛苦至极。一个年级在教新课，安排另外三个年级的学生或做作业，或默读、温习课文,或写毛笔字。那时，我们的作业本来就不多，一会儿就做好了，该背的课文也会背了，耳朵就开起了小差，听孙老师给其他年级上课，以至我能把高年级的课文背得烂熟。

　　芦南小学与南荡河东侧的联系，靠的是一座木板桥，三截桥板，窄窄的只有四五十公分宽，搭在柳树做成的桥桩上。每遇风雨，小桥摇摇晃晃，桥板泥泞不堪。桥下，汛期的河水猛涨，几乎接近桥面，学生们望而生畏。孙老师先是在桥板上铺撒些碎的稻草，防滑，然后手攥手地把我们低年龄的学生一一送到河的对岸，方才放心地返回学校。

　　孙老师从“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上中下，前后，左右……”（文革前的一年级语文课本）开始，教我们学识字、学拼音、学算术、学珠算，教我们在粉牌上学写毛笔字，教我们写日记、做作文，教我们背诵乘法口诀。上大课（四个年级一起上晨课，或下午下学前的晚课）时，孙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诚实、勇敢、勤劳、上进的好学生、好少年。孙老师还教我们唱歌，记得教我们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第二首歌是《社会主义好》，还有《洪湖水，浪打浪》《义勇军进行曲》……她还带我们在生产队打谷场上做游戏、拍皮球、拔河……

　　学校虽小，热爱祖国、敬畏国旗的教育不能缺位，为此，孙老师带领我们学生，买了一根毛竹篙当旗杆，将水车上的一节木质龙骨链条改成滑轮，用铁丝将滑轮绑扎在旗杆的顶端，穿上绳子，再将毛竹篙竖立在天井的中间，在绳子上扎上国旗，就可以升旗了。同学们系上红领巾，面对国旗，列队站立，举起右手臂，怀敬畏心，行注目礼，在孙老师领唱下，师生高唱国歌，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

　　1968年秋季，我升学五年级。从此，我离开了马饮荡的芦南小学，离开了我的启蒙老师——孙蓉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