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幸

　　周荣池在散文集《灯火无边》中，以一个“背对着城市”的人的身份探讨了农村向城市变迁可能面对的一部分问题和难以描述的复杂心态。他在《灯火无边》当中更加细腻地描绘了一个“新城里人”对“城”与“乡”这对名词看法的变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纠结，对“同在异乡为异客”的老乡的观察，对围绕进城所浮现的父子两代人关系的变化等等。他以散文的方式自内而外地探讨了一系列社会学话题，在非虚构的真实性当中融入了人类复杂而浓烈的情感。

　　周荣池的笔触有余华小说手术刀般的直入感，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剖析和对他人的观察达到了无比真诚的地步。他在散文中似乎传达了一种观念：“虚荣心”和“羞耻感”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深植在我们心底，既是催使人向更高处攀升的动力，又是人直面自我和坦然建立人际关系的阻碍。它们甫一出生就带着矛盾性，如开弓没有回头箭一般，使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回到故乡。

　　既有的差异使孩子总想撕掉这块标签，跻身更高贵的行列，以捍卫自己幼小的自尊心，把努力读书作为离开村庄的坚定信念；但真正立身城市，却常常滋生出一些古怪的想法：“我旅居城市的第三个早晨开始厌倦食堂餐盘里的食物。这大概不应该是一个农家子弟的做派，而事实上我正是借此表达对丰盛现实的胆怯，更是生活因修辞过度而暗生不安。”这种潜意识里的不适一方面是“我”作为淳朴的乡下人对物质生活改变的不适应、羞赧，另一方面透露出“我”对城市生活可能朝向奢靡浪费方向发展的警惕和鄙夷。事情当然没有发展到那样的地步，只是浪费在俭朴的人眼里是种罪过。由乡入城在某种层面是一次身份转变或阶级跨越，这是正的一面。周荣池从不吝啬书写人性中幽暗腌臜的部分，还体现出潜意识里的自省意识。

　　最具有冲击力的当然还是父子关系的变化。在坐火车进城的途中，“我”便察觉了“我”与父亲位置的变化，他讲的故事对“我”而言不再新鲜，他面对城市人群时表现出局促不安，那已不是他所熟悉的南角墩的一亩三分地了。而对这一切的发觉意味着“我”的成长。

　　无论是对南角墩的深情回望，还是对城乡之际的矛盾书写，“细节真实”和“语言准确”如同两个必杀技，让读者有强烈的代入感。写人和叙事相辅相成，而写人方面，作者刻意强调了“表情”。表情像一张名片，表征着一个人的所有属性。表情首先意味着神态，神态对应着背后的心理，心理折射出动机，动机体现出为人处世的准则，为人处世的准则透露着他的性格、教养、脾气、人品。城市里的人用面无表情掩盖忙碌无措，澡堂里的客人用表情彰显高低贵贱，老中医的表情代表着傲慢和所谓的“派头”。

　　周荣池的笔触是冷峻的，无论是哪个群体，他都试图剖皮见骨，不留情面。对于乡下人吃面充阔的那段细节描写十分精彩：“乡下人来吃面，原来只是为了熬饿，现在却有些‘显富’的神情。仨瓜俩枣一碗面钱，却要把放在内层腰包里的钱全部掏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富足。拿钱的时候硬币又不争气地散落在地上，碰出象征自信和尊严的响声。那攥在手里的钞票已经变形，寓意他们辛勤的一生。”

　　“把内层腰包里的钱全部掏出来”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表演，内里是被贫穷挤压的尊严，“不争气地散落”当然也不是无意，是用力砸出的响声，是证明自己富足的声响。钞票变形意味着纸币被紧紧地攥住过，那是乡下人的命根子。这种看似反讽的语言中，更蕴藏着作者对这群人的理解和怜悯。

　　周荣池有自己的美学观念，他写的总是最低处，是藏污纳垢的厨房，而非冠冕堂皇的客厅。写的是上不得台面的部分，也是最真实的部分。这些是对传统美学的解构。

　　《角落》当中有一段对猪圈的描写：“我还格外关心门口已空荡荡的猪圈，冬至以后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角落。猪身碾压过的穰草稀疏而温顺，让人觉得有莫名的舒适感。”这样一个常识当中的肮脏混乱的角落，何以给人这样的舒适感？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躲藏的角落，而猪圈是猪曾经依偎的地方。

　　“我”凝视过猪的一生，也许在喂养的过程里，情感上已经将它们看作了家里的一部分。“猪把这些苦恶的事实吞咽下去，最后以悲苦的方式离开村庄，交还给生活一堆令人满意的肉身。”猪在生命的终端没有可以逃遁的角落了，这某种程度上勾起了人的恐慌和悲悯。这无人问津的猪的遗产，或许是人可以躲避的一个角落。“它们只在初进村庄的时候被格外重视——父亲将它们放在堂屋里的地上，任由粪便和鸭屎混合的气味充斥屋舍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味有宿命的意味。”这种气味固然是不文雅的，但它意味着污浊而实在的日常。除此之外还有人们买菜时候的咒骂、酒局上的暴躁等。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身处一场规模浩大且不可逆的“进城”运动之中。我们怀揣着乡野赋予的最初的羞耻与虚荣，在城市的灯火里寻找身份，在精神的漂泊中确认归属。周荣池《灯火无边》的价值，正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珍贵的“背对”姿势——这并非一种退守或拒绝，而是一种深刻的反思与清醒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