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学文

　　1959年春天，我在界首四安小学刚上六年级第二学期不久，班主任老师到我家对我父母说，县里要普及小学教育，需要培养一批教师，根据你儿子的学习成绩和素质，学校决定包送到高邮师范培训。几天后，公社文教统一组织20余名学生从界首坐轮船到高邮师范报到。到学校才知道，全县各公社文教从小学六年级、初中一年级选调近千人，户口全部由农业户口转成定量户口，由教育局从全县文化教育部门以及有关机关部门抽调几十名教师，成立了十几个班级，对学员进行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业务教学辅导培训，历时半年，直到8月初才结束。

　　8月下旬，我收到县教育局寄来的书面通知说，你经过培训符合教师资格，请你到公社文教报到，创办民办教育事业。当时，我虚龄17岁，实龄才15周岁，还没有摆脱学生气，对做教师没有思想准备，实际我还想上中学，甚至还想上大学。父亲却说：“这是个好机会，你不要错过呀！”我想：我家兄弟四个，我是老大，继续上学，会加重父母的负担。因此，我就到公社文教报到了。中心校长说我分在公社最南边的村庄，周山吴堡杨树沟。

　　我凭介绍信去吴堡大队找支书。支书说：今天晚上我开生产队长会，我在会议上说说这件事。我一到生产队，队长说：生产队有个放农具的私人屋子，我们把农具搬走，学校就安排在这间屋里，这个屋子的顶头有一间小屋，你就住在里面。学生怎么办？生产队长把全生产队的各户社员集中起来开会说，公社给我们派来了教师，凡是7岁以上的小孩都要上学。第二天并没有学生报到。队长就带着我到一家一户动员，并要求他们自带桌子板凳。有的家长送来书桌，有的送来吃饭的桌子，就这样桌子还是不够，一张桌子坐四五个学生，这些学生中年龄十四五岁的居多。学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收书本费，每个人一元五角钱。就这一元五角钱也难收，通过上门做工作，总共才收10来个学生，等到30多名学生都收齐等到何时，可没有书本无法上课，怎么办？父亲知道这件事后主动给我20元，我又从自己腰包里拿了一些钱，这样就把学生的课本买回来了，确保每个学生有一套语文、算术。

　　1959年秋季这学期，据中心校长在教师会上说，上一年全公社有学校85所，现在已经200多所，教职员工翻了一倍多，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超过百分之八十，其中民办就占了半边天。我们这些师范培训生，每月文教上补贴15元，收学生的学费归自己。收学费难得很，多次上门做家长工作，最后实际缴学费的不到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就当时经济水平，当民办教师，收入还算说得过去。

　　可是一到冬天，教室两面无墙，北风吼吼，无法上课。好心的妇女队长主动提出来，把学校搬到她家堂屋，这样学生就继续上课了。

　　从1960至1962年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加之农村粮食年年歉收，农民为生活所困，入学儿童渐渐减少，作为两条腿走路的民办教育事业，日子更不好过。我们从师范转回的定量户口改成定销户口。公办教师每月26斤大米，民办教师24斤大米，不到几个月，文教上每月补助民办教师的15元减少到每月只给8元，连定销户口也取消了，安排到我家所在的大队生产队领取口粮。

　　文教补贴费减了一半，定量户口取消，这对我们从师范培训回来的民办教师震动很大。做民办教师，学生难招收，书钱学费难收，在这样的条件下，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确有不少人自谋生路，离开了民师岗位。这引起公社文教中心校长的重视，就做民师工作说，民办是党的教育方针的一条腿，党很重视民办教育事业，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要坚守在岗位上，以后你们的待遇会好的。我想：党和政府对我们民办教师还很关心，我不能离开那些求知识的学生，哪怕再难再苦也要坚持在岗位上。

　　1963年，农业收成开始好转，我所在的龙胜生产队，干部群众办学的积极性高了，生产队干部主动提出每月给我补助30斤稻子，烧草满足供应。学生的书钱、学费也好收了。30来个学生，一学期可以收到50多元学费，寒暑假我给学校所在地生产队当记分员，秋收时同社员群众一起劳动，这样决分时可分得四五十元。加之公社文教每月补贴8元，一年总收入就达到200多元，大大超过了农村一个男劳力的收入。我觉得这样下去，民办教师还是有干头的，越干越有劲。

　　1964年底，我应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民师岗位。五年半民师生涯，对一个小青年来说是一种考验和锻炼，磨炼了在艰苦环境中如何克服困难和奋斗进取的意志，促进了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在五年半民师生活中，除了刻苦钻研教学业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初师文化课、中师文化课，提高了文化素养水平，从而为我在部队参加军事训练、钻研军事技术、学习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