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建华
新中国成立之初，汪曾祺曾一度搁笔改行当编辑，他因此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却也为他新时期复出文坛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新作迭出，呈一发不可收的喜人态势，很快迎来个人创作史上的丰收期，不只有小说散文新作如天女散花般频频出现在国内多家著名文学报刊上，他的新著更是一本接着一本出版，读者争购，十分畅销。但是，其时汪曾祺已是花甲之年，写的又大都是陈年旧事，先要苦思冥想很长时间，再进入艺术构思，然后用手写，他的创作产量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渐渐地，汪曾祺著作重复出版露出迹象了。在不知不觉中，文学界，特别是成千上万的广大读者，逐渐从开始的初看惊艳、喜爱若迷，慢慢变为啧有烦言、微微不满……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将他从步入文坛后至当前的几十年来所有作品汇集起来出一个“文集”。1986年我第一次向汪老提出建议，才说了想法，他就回绝了：“这哪行？出文集是著作等身的作家的事呀！”他虽不答应，但我每次与他见面还是重复提，到了1992年7月，他终于松口了。就在这六年期间，已有吉林、湖北等地出版社向汪老表示为他出文集的意向，但只是说，没有行动，都是因为对文集的出版前景没有把握。我虽然一直记着为汪老出文集的事，但对出文集需要不菲的投资和销售前景不明这两个症结，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吴星飞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系，我与他师出同门，与他谈工作或聊天，少了生疏，平添了亲切感情。我多次向他询问出书的有关情况，还常常似无意却有心地对他说到为汪曾祺出文集的事。既懂文学又精通图书市场行情的吴星飞何等精明，他向我表示，为汪曾祺出文集自然应全力支持，但文集不是一本书，而是总字数超过百万的多本书，有点像押宝，成功了或可赚大钱；押错了，也会血本无归，这对一个全社仅60人左右的省级出版社来说，风险太大！尽管如此，他见我屡提文集事，注意到汪老的写作态势，如林斤澜形容那样不断“行情上涨”；又得知在海内外有深广影响的香港书展定于1993年10月举行，有关部门亦已正式邀请江苏版图书参加——正是这两点促使吴星飞下决心将出版《汪曾祺文集》正式列入1993年出版计划。
1993年9月，四卷五册总字数120万的《汪曾祺文集》正式出版，并作为江苏版图书的重要新书，准时送到香港参展。第一版3000部一个月内售光，以后半年内连续加印两次、每次5000部，都是供不应求。
这都是32年前的往事了，但围绕为汪老出文集一事却留下至今余音不绝的话题。一是原先担心出文集赔本的风险，一变而成无限风光；二是当时的政策规定，稿费800元以上就要交税，《汪曾祺文集》的稿费经七算八扣后，真正拿到的不足2万元。有关心此事的人议论说，如果书稿编定后签定出版合同时，不是“一次付清”，而是“计数稿酬”，那汪老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大稿费了。这是一种常见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卖弄小聪明想法。当时，包括吴星飞社长与我在内的各方，没有一个人想到赚钱，都是一门心思想，能少赔钱把文集正式出版就万幸了。汪老自己在写给我的信中也坦言：“出文集，出版社是要赔钱的，而且不是一个小数，希望出版社再考虑考虑，如何筹措这笔资金。”付印前我与汪老通电话，将吴星飞的想法告诉他：江苏文艺出版社是第一次为作家出文集，参照以往对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汇集成书的稿费标准，定为每千字20元，汪老当即说：“谢谢吴社长费心出版我的文集，一切由你俩商议定，我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当天夜10时，他的老伴施松卿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近年为孙犁出版了文集，每千字是25元，我立即答应，汪老的文集稿费也定这个标准；第二天告诉星飞，他完全赞同。
更稍感欣慰的是，不久又有了一个可喜的弥补机会。1994年秋，我出差苏州，在当地书店发现甘肃文化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一书，打电话到北京汪府表示祝贺，是施松卿老接的电话，意外得知全家正为此烦恼。原来甘肃有关方面出版此书时，事先并没有与汪老联系，出版后也没有按章付给稿费；打电话去查问，有关当事人故意推诿、拖延不处理。我因在中宣部开会时，与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有一面之交，即给他打电话，请他们按章处理。通话后半个月内问题顺利解决，有关方面不但专函向汪老表示歉意，还补发给稿费4万多元。
其实，当时除了出版投资和稿酬这两点，另还有两个难题也十分棘手。一是汪老虽已同意出文集，却表示过两年再说，因为他手头正编着两本书稿。二是按正常出书计划，加上为参加香港书展特别赶编的几本新书，如今又加上《汪曾祺文集》，编辑人手紧张这个实际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吴星飞紧急找我商议，两人苦思冥想半天，只有特急事特办——吴亲自任《汪曾祺文集》的责任编辑，我则立即与汪老的夫人施松卿联系，如实告诉她，江苏已决心为汪老出文集，考虑到汪老已高龄73岁，只请他提供一个四卷五册的文集目录，其他一切事都由我与出版社全权负责。施老一口答应。至于《汪曾祺文集》那总120万字、前后共三次的校对，出版社确实已抽不出人手，这个重任由我承担。
120万字书稿校对任务,其沉甸甸分量我当然知道，但多次冷静分析后，心中是有底的。120万字，乍听吓人，但除极少数篇目（如汪老新写的《文集自序》）外，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有关报刊得到汪老的手稿后，发表时都是校对过的。现在我发动全家投入书稿的校对，其实是校对复印稿，绝非蛮干。我郑重关照印刷厂，每次排好稿，不分日夜立即送到我的寓所。三校是这样安排的：初校由我的儿女负责，他俩都是南师大新闻系的学生；复校是老伴贾琪，她调省城工作前，长期在高邮当小学语文教师，基本功扎实；我是第三校。让没有参加过稿件校对的全家人负责文集的校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正常办法。不这样做，期盼好几年的为汪老出文集事就只有暂停。最终，《汪曾祺文集》如愿出版，反响强烈，且没有影响我的日常本职工作。
我把文集送到北京汪老手中，他眼含热泪反复抚摩，突然问我：出版社给了你多少劳务费？我只好告诉他：校对费按每万字20元付我，800元后报税；另加700元给我的老伴和孩子。因索要文集的人太多，我送出约50部。出版社优惠我，每部打6折，从我的校对费中扣除。后来人们知道我全家参加校对，提出由我写便条到出版社8折购买，我亲笔给吴星飞写了约20张优惠购书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