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建华

　　故乡人去外地城镇，不说“去”，却说“上”。比如到离家仅十里路的临泽镇，是“上临泽”，更别说去上海、兴化、高邮等大小城市，前面必加一个“上”字。一个本来表明方向的字，乡亲们偏作动词用。小时候我习惯跟着大人这样说，12岁离家出外读书，知识逐步增长，特别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了，才慢慢改了，并悟懂，乡亲们常挂在口边的“上临泽”之类的说法，并非无知，而其实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的一种谦卑，更表示了他们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对城市文明的热切向往，由此还衍生出 “三世修个城墙根，七代修为城里人”的说法，是一个意思。

　　老家南荡村隶属高邮，但我自小满耳听到的，不是上高邮，而是上兴化。这是因为，高邮离我们100多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划船上高邮，单程就是一天，太劳神费力了。而兴化离南荡仅30多里路，划船上兴化办事，当天来回，方便得很。水乡人几乎每家都备有船，但我家却是“几乎”以外的一家，特别是我出生后，我家更不会考虑备船了，原因是：有船，就会成天与水打交道，而“行船走马三分险”，家里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男孩，父母把防避水险列为家庭大事。母亲多次在神像前保证：吃斋，不杀生，尤其不吃黑鱼。因为黑鱼是常见鱼中的凶鱼，与水亲密无间。猜想母亲是向黑鱼打招呼，我不惹你，你千万别害我的儿子……

　　母亲对我的一番良苦用心，年幼无知的我，感受到，却不会想得那么深那么远。每当我见到村里许多孩子在我面前炫耀随父母划船上兴化玩，说兴化如何如何新奇、热闹、好玩，我就缠着爸妈，也要上兴化。他俩口头答应，总是不兑现，主要原因，家里没有船，哪能为儿子玩而专门雇船上兴化？那天，村里的王世昆伯伯见人就宣传，他要以开帮船为生了，每天在南荡村与兴化之间一个来回。这消息很快传遍南荡及附近村庄，我也终于盼来上兴化的一天。王伯伯本来就与父亲相处如弟兄，他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名为“俊忠”的男孩，长得清秀如少女，说话轻言细语，脖子上常戴着一只银项圈，见到生人会露出可爱的羞涩神情，我俩从小就在一起玩。俊忠对我说：“我知道你早就想上兴化，现在爸爸开帮船了，你想每天上兴化，都可以！”

　　九岁那年，我第一次乘坐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父亲陪着。前一天夜里，我兴奋得大半夜睡不着。第二天，帮船才离开南荡村不久，我的两眼皮仿佛千斤重睁不动，很快就在父亲身旁疲软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父亲把我摇醒：“八儿，八儿，快醒醒，兴化就要到了！”我一下子惊醒了，拗起身子从帮船里向外看，呀！朝思暮想的兴化，就在越来越近的不远地方。我对兴化终身难忘的第一印象随之产生，觉得被汪洋大水包围着的兴化城，忽上忽下地浮沉不定，分明就是一条大船！第二印象说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父亲领我上岸逛街，觉得兴化人把家中的厨房都搬到街上来了，所以卖的都是平民百姓家常做的价廉物美的小吃：米饭饼、米糕、烂藕、油条、芝麻团、油端子、馓子……我什么都想尝，只要开口，父亲就给我买，只恨肚子装不下。第三个印象，与我六岁进私塾有关，读了三年书，识得不少字，就迫不及待地囫囵吞枣般读书。平时最爱听老人讲民间的传说故事，上兴化随父亲逛街，一眼看见街道旁小书滩放着我已经听熟了却从过见过的通俗唱本：《十把穿金扇》《龙灯图》《薛仁贵征东》《三请樊梨花》……就缠着父亲买，父亲毫不犹豫，立刻掏钱。

　　我童年时第一次上兴化留下的这三个印象，至今想起来仍如昨天，栩栩如生。此后，我又曾多次随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作为一个闭塞乡村长大的孩子，能那么早从兴化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加深了我对未来和文学的向往，这中间还包括第一次吃到海蜇头，都与开帮船的王伯伯密切相关。他隔三差五地就会买二三斤海蜇皮，让俊忠送到我家。将海蜇皮切成肉丝状，加些麻油、香醋，取蒜头剁成碎末撒上拌和，立即香味朴鼻，食欲大振，那种咀嚼时吱吱作响的新鲜感，至今想起来仍宛如昨天。

　　1952年秋，我12岁，离家出外求学，后来听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王大伯的帮船不让开了。不久，他们全家迁往兴化县，虽与我家仅一河之隔，却分属两个不同的管辖县，与王伯伯的联系就渐渐减少，直至以后发展到很长时间没有了往来。我曾在2019年11月《雨花》发表过题为《不敢怀旧》的散文，满怀深情地写到王伯伯，写到我与童年好友俊忠的交往。文中有诗八句：忆昔年少嬉田头，亲如手足笑如歌。村头巷尾常欢聚，大船乘浪兴化游。大伯待我如己出，每赠时鲜海蜇头。而今你我鬓如霜，光阴似箭不可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