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荣池

　　汪曾祺先生在《故乡的元宵》开篇就讲：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究其原因，是这篇文章末尾道出的：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年，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年忙种田。在我们乡下，其实只是“五天年”的说法，初六就有农人下地打理庄稼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的城市也是过完法定的节日，就要立刻扫年气，忙营生，不会把年慢慢地过，无端地消磨光阴。元宵节已经在五天年后十天，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上灯圆子落灯面”，就还要再过五天结束——世上哪里有这么安逸的好日子呢。不过汪先生写到元宵节，也就是老家人说的“灯节”，还是讲了一番今天看来也算是奢侈的热闹场景。大概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汪先生对元宵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他的生辰正是这天。所以他说自己是沾了元宵节的光，生日总不会被忘记。

　　家乡高邮古城以及家乡人也是沾汪先生光的，这束光当然是文学的光亮。高邮人说“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完全是充满着自豪的。他当然也当得起这样的傲娇。当年扬州人进京汇报工作，说了种种特产和成绩，听报告的人也是家乡人，补充说：“高邮还有个汪曾祺。”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家乡有三大特产:一是秦少游,二是咸鸭蛋,我是第三。”名人与故乡，总是有这样感情的缠绕，但汪曾祺在作家中似乎又有特别之处。他年少出走四十二年不回家，写的出了名声的却多是故乡旧高邮的物事——《受戒》《大淖记事》完全是一幅幅高邮牌的风俗画，即便是《沙家浜》写了苏南水乡景色，却仍有他苏北老家的影子。所以说讲到汪曾祺的文章，便要说：“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高沙是高邮的旧称，但不管是新与旧——文学、汪曾祺以及高邮都是注定一起风流的。

　　六年前的元宵节期间，高邮搞了一次文学讲座活动。起初组织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搞成每年一度的读书班。但在元宵节期间搞，明确是因为与汪先生的生辰有关。一个文学家的生日，后生们搞读书班活动来纪念，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好主张。当时只道是寻常，六年下来好像一到农历的年底，作协的同仁们就开始忙乎着开春后的高邮文学“第一课”。就像是元宵节以及一个人的生日一样，从来都没有被忘记，而且有越办越仔细与安好。其间高邮创成了中国文学之乡，又被设为江苏唯一的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所在地。这座被文学宠爱的城市，更是有了明确的文学标签。

　　汪曾祺写家乡的文字总括起来，可以说是一部《高邮传》。所以家乡人过元宵上灯的时候，更愿意想起这个蜚声于文学世界的游子。在高邮元宵节也是文学节——这是一段情缘，一种道路，也会成为一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