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树兴

　　有多少真正熟悉和热爱汪老作品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目前各种汪曾祺著作出版物的推荐语，那些腰封上印的，认为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我是不认同这样一个界定的。因此，我特别赞赏2020年贵阳孔学堂“读汪会”的主题设定——“近儒家的汪曾祺”。读汪会的座谈中，我讲到汪曾祺的慈悲。

　　孔子最早提出“士志于道”，不管“士”的阶层怎样在历史中繁复流变，“士”的传统知识分子定位，与“大夫”这样的官吏称谓，及其透露的特质，都是要修己以治天下的，在正统的理解中，儒家的最终使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

　　通过了解汪曾祺本人生平经历、创作生涯、学养储备，就知道他是博采众长、中西融汇，既深深浸淫于传统文化精华，又兼备了现代性色彩浓厚的文学精神与审美因素，杂取种种，自成一家。其人文精神的养成溯源远不止儒家精神，他是儒释道各有吸纳，虽然他自小成长于琴棋书画诗酒茶的家庭文化氛围中，从小学习《论语》等儒家经典，但并未认同于君臣纲常与干预参政。汪老自己坦陈，“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希望，这是一句他没有说完的话。打现在有“佛系”这一类，或许有人会这么定义一下他吧？

　　知道一些有据可考的趣事，汪曾祺无论在北京还是回家乡高邮的时候，几乎对索要字画者来者不拒，慷慨得很，兴致来了，有时候现场作画送人，但坚决不给一些官员或者个人写所谓“清廉秉公”或者“青云直上”的献媚赠语，拒绝得干脆利落，毫不留情。甚至叽咕：“什么玩意儿？”

　　他骨子里的傲气是完全压不住的，或者是不屑去掩饰的。这些小事情，让我联想起来著名历史学者许倬云，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著名作家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曾经说过，我爱百姓，不爱政权。汪曾祺胸怀里是对平凡人生的温情关照。所以，比较起来，他自己其实更具有魏晋名士风采，他接受的，他欣赏的，其实是儒家伦理的其中某些方面，里面的美好生活态度，人情人性的尊重，欣赏孟子所谓“赤子之心”。

　　汪曾祺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与散文名篇，我不用一一列举了，——他几乎不写尖锐和凛冽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回避了矛盾斗争与生活的残酷，没有匕首没有投枪，好像不够慷慨激扬，下笔不够沉重，似乎不那么深刻。其实汪老的为文与为人，最吸引人、最有滋味的，是对普通人的观察与记录，对人世苦乐的同情与理解，这是他自觉的过滤。

　　汪曾祺的文字透出仁厚与不一样的悲悯，他要“送小温“，而不是扛大旗、搞批判。他写的世相与人寰，多轻贱平常，比如家乡的和尚僧侣、邻居男女，张仲陶、薛大娘，在北京街头与公园里的陌生养蜂人，采花路人，住家小区里的各有特色的大妈和傻子，公交站牌边上、天天在小屋里做炸酱面拨鱼儿的闹市闲民，国子监里的老董，人到晚年的老佟、老许、老辛，等等。重要的，他的文字里只字未提家庭的灾难，困难时期饿死的弟弟，被迫嫁到安徽的妹妹，只引用“须知世上苦人多”。

　　同情和理解平凡与无奈的人生，欣赏活泼有力的生命，是汪曾祺的慈悲。

　　因为一些工作关系，又因为我是汪老的小老乡，在我编辑或者策划出版的汪曾祺著作中，多方采访与收集了一些汪老在高邮的经历与故事，更是深受感动。我们常常在汪老的儿子女儿的采访和文字中，看到汪老在家里毫无地位，被称作“老头儿”——在他的家乡高邮，这确实是一种通俗的，自认为亲切的称呼。只有点不同，苏中地区没有儿化音，叫做老头子。

　　现在，一提“老头儿”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没大没小，其实是汪老充分地庇护了子女孙辈，给予了他们最大的民主自由，而他的孩子们真正地极爱他、尊敬他，并未局限于这种尊卑有序的称谓。

　　需要补充的是，高邮很多人记忆里都有另外的故事，汪老六七十多岁几次回故乡的时候，对他的第三位母亲，也就是他的第二位继母，都要跪拜行大礼，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这应该是他生命里最有分量的最沉重的忠孝敬意，也是儒家仁、义、礼的要求。

　　庄子相视而笑，禅宗拈花微笑，汪老温情一笑，都是人间相知的要义。他生命里对轻重的拿捏，对世人的慈悲与爱，对生活日常的美感体验，都是超越了世故的，是一种对个人尊严的体面坚守，是最能体现美好善良价值的一种赤子悲怀。是佛性的。

　　汪曾祺的慈悲不是怜悯，怜悯别人是带有优越感的，他的慈悲是深刻的，是广博的同情。所以，他送给人间的小温有深情，永远带给我们温度和绵绵不绝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