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其昌

　　除了汪老的亲人，第一个向汪老遗体告别的是我。那是因为汪老突然去世，让本想去医院探望的我骤变成向汪老三叩首告别。

　　第一次文人们向汪老遗体告别时为1997年5月27日下午，是林斤澜、余华、史铁生（坐轮椅）、李陀、李锐、曾明了（女）等人和我，仪式留下我们的悲怆和思念。

　　林斤澜感言和题词。他说：“我们是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了。沈从文的夫人说得好，汪曾祺下笔如有神。这句话很好，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不可能随便诞生这样的作家。早些年，我主持过汪曾祺作品讨论会。北大年轻学者认为，曾祺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现在这样的环境没有，高邮特有的环境没有，家庭的影响特别是其父的影响，也是不容易的。”我认为林老这些话十分贴切。我请这位早年在台湾坐过国民党牢的老革命题词，他说毛笔字不行，于是以硬笔写下“汪馆”中的对联：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并加小注：“我行我素”“若即若离”是曾祺的自述。兆和师母惊闻曾祺辞世，垂泪道“下笔如下神”；我“编修罢去”后，曾祺赠诗中有句“小葱拌豆腐”。

　　著名作家评价题词。坐着轮椅仍然坚持写作的史铁生，在新时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地距离一百多里可到延安，他写了《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介绍他写作的艰辛与乐趣，他在文中有一句名言：“不如用背运来锤炼自己的信心。”告辞仪式在友谊医院太平房，外两大间放置遗体竖柜，内一间供人瞻仰遗体。史铁生说汪曾祺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老师。汪曾祺虽然70多岁，但是走得太早，他应当写出更多的作品。汪曾祺不仅是高邮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界的骄傲。他留下的遗产值得我们很久的学习。史铁生的信心与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铁生也逝，亦逝过早。

　　浓眉大眼，鼻下总留着短胡须的李锐说：“我是从山西来的，也代表我的夫人（作家蒋韵）为汪先生送行。汪曾祺的作品为人对我们这一代作家影响是不小的。对汪曾祺的突然去世，我们很悲痛。”他还向我们介绍：“汪曾祺的《受戒》使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能够走出过分受政治影响的境地，《受戒》是带领新时期文学走向至善至美的文学作品，非常重要。我们是读着汪曾祺的作品接近文学的，而且后来又结识汪老，了解汪老为人。我和汪先生去过云南，也一道去台湾讲学。台湾读者知道汪先生作品的不少，也很爱他的书。他是长辈，和我们青年一代作家交往很纯真，而且极了解青年人的心态，因此同他交往、交谈我们很高兴。能为各方面青年作家接受的老作家不多。”李锐后来给我来过几封信，重申这些观点，或提供我要找的李陀的电话号码。

　　著名作家何志云说：“汪老说：‘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怪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文中都提到，是真话。’普天之下，有多少人能这么说？汪老走了，我们到哪里找这样亦师亦友的好老头！”而著名作家李陀是在接受高邮电视台摄像记者郑佳华采访时说：“我随汪先生去过山西大同，那里人知道汪老要来讲课，按时云集，连中年婆娘也要看一下，写出《异秉》《受戒》的作家是个什么模样。那天，在志强家，又是写又是画，忙得够呛，他却乐滋滋的不知累，多好的‘老头儿’，记着他的人多着呢！”

　　著名作家余华以《活着》而驰名文坛，在告别仪式上为我们册上题词：“他的作品永远生机勃勃。”

　　曾明了，一位秀丽端庄的女作家，曾用笔名曾英，在读鲁迅文学院研究生创作班时听过汪老的课，作品也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项，从此受到汪老的关心与呵护，用她自己话说，“汪曾祺是她一生中遇到的老师里最值得她敬重和敬爱的老师，几年中，他不仅仅是她创作上的指导老师，而且在学习、生活、工作以至于遇到任何困难时给予最全面的关怀和帮助的长辈和称心朋友。”基于此，她为我们册子题词：“深深敬重您高贵的充满智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