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8年参军服役，部队是南京军区南京公安内卫团直属警卫手枪连。到连队没多久，就两次押解刑期十年以上的罪犯到大西北。

　　第二次押解近一千名犯人，到兰州后，由于兰州军区部队赴西藏地区平叛剿匪，犯人没有部队接收。军区指示我们将所有犯人直接押送到青海省格尔木市河西金峰农场。

　　我们运用汽车，经过四五天艰苦跋涉，终于将所有犯人安全押解到了目的地。

　　当地劳改管教部门指定我们在没有一间房屋，长满杂草的一片荒地上建设农场。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我们用四面红旗插在四个角，将所有的犯人安顿在这个有红旗标记的圈子里，算作临时监狱，并告诫犯人，走出红旗圈外就算越狱并予加重处罚。

　　头几天，大伙儿忙着砌锅灶，搭帐篷。白天在草地上巡逻放哨，晚上在帐篷里学习睡觉。经过全体指战员辛勤劳动，一座新的军营，一处帐篷监狱，终于建成了。

　　我们刚建好营房，格尔木驻军团部的一位作战参谋赶来，报告了敌情。他说：就在离我们营地三十多公里的昆仑山南侧，有一支西藏叛匪，他们持有较为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可迅速出击。我们的住地，就是他们妄图解救犯人的目标。

　　连队首长听了敌情介绍，感到责任重大。为了防范敌人的入侵，连长王德重和指导员王东河制定了防卫作战的方案：一旦哨兵发现敌情，需鸣枪报警；一排二排要迅速包围犯室，以防敌人劫持犯人逃跑；三排四排和连部要迅速占领南北两路山头制高点，阻击敌人进攻。

　　听取了连队防卫方案后，大伙儿都有了准备。那几个晚上，我们睡觉都不脱衣服，我还把一双鞋放在枕头底下，一有情况，穿鞋比较方便。

　　这天夜间，我们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报警的枪声。我在帐篷里穿上大衣，穿好鞋，拿起枪，直奔山头制高点。可是没跑四五米，脚上的鞋掉了。原来我把放在枕头底下的鞋忘记了，穿上了邻床的大个子机枪手何恒庆同志的一双46码的鞋。这么大码的鞋，对于我只穿38码的脚来说，怎能不掉呢？

　　营房外制高点的山坡路上，满是枯萎的枸杞，枝干上的针刺刺到光脚上，疼痛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由于精神紧张就忘记了疼痛。

　　在进入制高点阵地时，我还好，棉衣、棉裤、大衣都穿得好好的，没有感到太寒冷。有些战士没有来得及穿棉衣、棉裤，在零下十多度的小山头上，冻得要死。还好，敌情警报很快就解除了。

　　原来是兄弟农场用几辆马车给我们连队送蔬菜，那几匹马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声响，哨兵以为是叛匪马队，所以鸣枪报警。

　　一场虚惊后，我和何恒庆同志才感到双脚疼痛难忍，但还得忍受着刺痛，一步一步走回营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何恒庆忙着清理脚刺。经查看，我们每只脚上都有不少于20根针刺。

　　何恒庆这人真好，他没有因为我误穿了他的鞋，也让他和我一样经历被枯萎枸杞枝干针刺的痛苦而责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