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12岁，小学六年级毕业，来到县吴堡中学读书。当时的吴堡中学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有3个初中级部的底子上新创办的一所完全中学，有7个班级。 

　　那个时期，因交通不便，学校住宿生较多，后勤压力较大，早中晚都需有洗用饮水，伙食也不能差。好在国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对完全中学都有一定的粮油与煤炭等物资补贴供应，再加之学校有小农场的十几亩蔬菜庄稼田，每周每班安排两节学农劳动课，师生亲手种植，收获丰盛，才减缓了一些可能随时爆发的矛盾。但即便如此，学校也要紧跟大的形势，故教室外墙上定期都有各班大字报专栏，每两周安排一次批斗会，主要是针对“走资派”与“学术权威”的大会，全体师生都参加。 

　　与几个走资派等一起批斗的，后来多了个叫张愈的年轻老师，高个子，短下巴，颧骨突出，脊背已有点弓。张老师原本是苏州师院的数学高材生，理科文科都精通，上课轻松自如，口若悬河。更稀奇的是他课外能自装修理收音机，弄得宿舍里老是有叽叽哇哇的电流声，引来校革会的老师常派学生到他住处外偷听，但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与报纸摘要”，再就是“八大样板戏”，找不到所谓“破绽”的东西。也巧，为了丰富同学们的文化生活，学校利用晚自修组织各班学唱学演革命样板戏，高二排演《白毛女》，高一《沙家浜》，初三《红灯记》，初二我们班《智取威虎山》，主要角色因班里人才而定，缺人就老师空降支援。徐春庠老师助演杨白劳，黄俊老师助力男中高音唱腔，赵旭东老师拉二胡，陈春啸老师拉京胡，唐鉴老师帮助提台词，张愈老师就各班轮流跑，当个总导演兼管教锣鼓琴板的配打。学校组织学军60里长途拉练到高邮，张愈老师是先锋联络官，晚上安排我们集体铺稻草当垫子住邮中教室，第二天上午带去电机厂给矽钢片打毛刺，下午就请来戏剧名家讲课。 

　　那时候晚自习，老师都不需坐在班上，全由班干管理，大家也都很自觉地看书学习。教英语的年轻老师黄俊却常上班里来，想辅导我们提高英语水平。他南京师院英语本科毕业，再加之音质醇厚，在课上读起单词句子来，我们就像听到了天籁之音那么美妙动听，又像听到天外之音那么陌生遥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一时因其流毒影响，大家对英语只是学学玩玩，并不当回事。但为了不驳老师的面子，有时就假意问些单词短语，其实是给班上同学起绰号，譬如“黑人”“癞子”“大麻子”等，后来胆大的也给黄老师起了外号，叫“白头翁”，是因为老师头上有几根白发。我那时顽皮，竟装模作样、拿腔拿调地念了几句，引起一阵哄笑。黄老师微笑着摸了摸我的头，什么责备的话都没有。 

　　那时吴中的老师大都有科班背景，但也不乏自学成才、功底深厚的中年骨干。如从高一起就教我们语文的陈春啸老师，他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聪慧，棋琴书画样样拿手，行为举止温文尔雅。在课堂上，他声音不高，但柔和清新似富有磁性；板书秀丽灵动，脱俗不凡能自成一体；教学流程自然合理如风行水上。上他的课既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受熏陶之感，也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酣畅淋漓之得。 

　　我上到高中时，班主任换来了贾镛老师，他从南京师院毕业后，到边地支教过几年，调来吴中有三十多岁的样子。贾老师为人亲和，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在同学们心目中威信很高。他处理班级的事，放手让班干去做，极大地调动了大伙的积极性，班级始终充盈着上进的氛围，各个方面都走在全校的前列。贾老师上数学课，课堂特别活跃，那些枯燥的三角函数公式，眨眼之中，经他一番魔术师般的口说手写，就由先前一条条冷冰冰的铁锁链变成了一根根亮晶晶的珍珠项链。 

　　让吴中同学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位被称为老陆的后勤上的老职工，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瘦骨嶙峋，沉默寡言。他干的事似乎特别多，每天要准时摇铃打钟，要油印讲义兼后勤保管，周日下午要给到校的住宿生带伙的米称秤，停电了要给老师们灌煤油擦灯罩，给教室掌汽油灯。他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批老师陆续离开了吴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们在那个动乱的年月里所表现出的忍辱负重、敬业爱岗、忠诚事业的高尚品格与火热的工作热情及超人的才智，永远留在吴堡中学所有同学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