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异秉》写道：“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做回卤豆腐干）。”晚上十点半钟之后才收摊，没有个半夜三更是睡不了觉的。至于儿子，“到了大一点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一家人的本分就是勤劳。

　　勤劳是穷人的根本，坚韧是穷人兴业的精神支柱。王二的熏烧摊正是靠这股坚韧劲，一刀一刀地切出来的。《异秉》说：“这一条街上……景况都不大好。”“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洋瓷盘子，越来越多。”“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试想，如果没有这一份坚韧，王二的生意能兴隆到这地步吗？

　　不过，王二仍然没有摆脱作坊式的经营理念。他的小家子气，决定了他的事业，只能是到此为止。没有，也不可能有，做大做强的那一天。

　　这是因为王二的性格特征所固有的劣根性——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他正是这一人群的代表。

　　首先，他没有大志。虽然他家挂着“天地君亲师”的中堂，但他并没有真正地推崇“师道”，通过接受教育，树立理想，改变人生。他自己谅也不识几个大字。他儿子学到“能记账了”，就早早辍学做帮手。女儿是“学放驴”的睁眼瞎，重复着母辈的人生故事。他们的认识能力只能是停留在经营好一个熏烧摊子就磕头谢谢的层面上。

　　其次，他没有规划。梁漱溟先生在谈及国人的国民性时说：“知足自得，知足安命。”说的就是王二这一类人。王二赚了几个小钱，想的不是发展，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穿了竹布的或夏布的长衫，拿了一吊钱，就去了（听书）。”“下午一点开场，四点‘明天请早’（即散场）为止。”特别是“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他的“听书”，只是“三国、水浒，打打杀杀”“才子佳人，卿卿我我”，根本不是什么“念书寻真”“读书求理”，谈不上受业、解惑、明事理。活脱脱的鼠目寸光，知足寻乐。像这种小摊主，心胸中能有什么“波澜”？眼睛里能有什么“远程”？

　　第三，他学无榜样。他的同行张大狗子、“南京佬”王家等，一个个还不如他，自然不成榜样。他周围的人，无非是保全堂药店的卢管事、许刀上（切药材的），要么是担忧年终被“坐上席”（辞退）的陶同事，还有就是小伙计陈相公（学徒工）了。跟这些成天战战兢兢、混一天了一日的人为伍，能学成个什么样子？

　　其实，只要在思想上冲破因循守旧的樊篱，在性格上甩掉不思进取的桎梏，“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做熏烧同样也能做出出息，小作坊同样能发展成大产业。比如说，始于清朝的“德州扒鸡”，十九世纪初由“德顺斋”创始人崔进禄传承、改进，精益求精，一鸣惊人，被誉称为“中华第一鸡”。兴于光绪年间的“无锡酱排骨”，为“江苏三大名产”之一，数“陆稿荐”名气为最。如今，“老陆稿荐”“真正陆稿荐”，百家争鸣；还有什么“苏州陆稿荐”“开封陆稿荐”“嘉兴陆稿荐”，林林总总，争奇斗艳……若问南京的小吃，明清时南京桂花鸭已作为贡品觐京。民国的张通之《白门食客》中说：“金陵八月时期，桂花鸭最著名。”……

　　王二的熏烧，名气也不算小；成名于民国，时间也不算晚。但是，他没有也不会抓住机遇，没有也不可能广招人才，让他的熏烧摊子来一个“本质”的变化：变单一熏烧为熏烧系列；变单一摊位为连锁分号；变作坊生产为车间生产，进而为工厂化生产……总之，勤劳肯干、不怕吃苦的王二，明明好不容易刨掘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桶金，却没有继续创业的冲动，没有一根竿子扎到底的倔劲，更没有超凡脱俗的理性思维，与“创水乡之最”的壮举擦肩而过，身入金山徒手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