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邮城北市口，每一条街、巷、店号，都有一段传奇……

　　在清同治初年（约1862年），邵伯人黄有林（字锡九）一家人来到高邮北市口谋生，只能在空心街（现为猪草巷）之北租到几间店面，从事弹棉花业务，代经营做棉花生意。由于他勤劳诚实、服务周到，站稳了脚跟。生意有了起色后，又开始经营草席生意，但由于地势偏北，不靠北市口中心，草席生意远不如正大席庄的业务。

　　这时的正大席庄业务，也受到了不公平竞争，那些草席贩子们用低价从仪征购买来劣质草席，一齐在“正大”门前叫卖。“正大”的草席质好价高卖不出去，生意萧条陷入困境。怎么办？“正大”的老板是宁波人李姓，他委托代理人杨广才（仪征朴树湾人）管理店务。李老板精明强干，善于经营，杨广才在其授意下，筹思对策，施行了“借刀杀人”之计。杨每晚派店中伙计，用淡盐水浸泡朴席，当夜吹干，使朴席发挺好看；第二天不惜赔本，以低于产地价格，向贩子们抛售。并且宣布“正大”只做批发，不向群众零售。于是席贩子见有利可图，便不到产地贩运，而乐于在“正大”就地批发，就地销售。结果一年不到，大部分农民、市民们买回去的草席都朽坏了，叫苦不迭，上了席贩子的当了。一传十、十传百，席贩子在高邮站不住脚了，不得不离开高邮码头，销声匿迹了。

　　清同治末年（约1868年）北市口发生了火灾，“正大”付之一炬，李老板的不公平竞争，害人害己，他决定不开正大席庄了。

　　“正大”的房产和地皮是孙姓的（旧时北门大街所有店面房产有一半是孙姓的），这时有“黄正茂““谢义茂”“一言堂”三家同行业席店老板，争夺这块店面和招牌。结果黄正茂提出：在旧地皮上砌成上、下8间营业用房，其房产权为孙姓所有，同时每月照付租金的昂贵代价，争得了这块店面和招牌经营权。他把店名更改为“老正大席庄”，刻成砖雕砌在店门的门头之上。

　　黄有林开设老正大席庄后，仍聘用杨广才为头柜（管事），为黄氏“老正大”打下了业务基础，立了大功。以后杨广才病故，黄老板每月仍照发他家生活费表示关怀……

　　此后黄又重金聘用周山居河人任九龄为头柜，任对高邮四乡八镇的人眼很熟，善于拉生意，对“老正大”的业务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说明黄有林很会用能人，对黄家发家致富有独到的见解。

　　现时市场竞争很普遍，而旧社会也是如此。什么“无商不奸”的说法，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不会赚钱也不是一个好的商人。赚钱，要看怎么赚法。合理的利润，是应该赚的。如囤积居奇、高抬物价赚黑心钱，这就不对了，这就是奸商。

　　民国初年（1912年）北市口的谢义茂花席店在老正大席庄紧隔壁又开了一爿花席店，砌一样的砖墙门面，一样的柜台设置，署名“真老正大席庄”，以假乱真，分流不少“老正大”的生意，因而引起了商业纠纷。黄家为维权向县衙起诉，告发谢家盗用黄家招牌。县衙判决“老正大”改为“老老正大”，以后谢家又将招牌改为“真老老正大”。民国八年，官司复起，黄有林五子黄恒福诉状告到扬州，扬州又发文给高邮县，判决为：黄家改用“真正老老正大”，谢不得加目。黄家遂在店面旁边墙上勒石为铭。民国十一年，谢家“真老老正大”竞争不过黄家，而自行关闭，之后店面由黄有林之孙黄安庆承租。谢家的“真老老正大”除名后，黄安庆开设新新百货商店。

　　这时的黄氏家族是人丁兴旺发达，在高邮全城开有南正茂花席店、黄正茂花席店、老德茂花席店、新新百货商店、茂新洋行（专营美国货）等分店。

　　“真老正大”的经营绝招：

　　一是：加强自我宣传，扩大民间影响，依法维护自我合法权利，合法经营不欺行霸市……在柜台竖起“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在店内挂上“自运卫生通花，拣选苏、宁朴席”的醒目对联。同时注册“和合”牌商标。

　　其二是：注重商品质量，所经营的草席都是从苏州、宁波、仪征的机户中选购的，出售前通过工人再加工，选用炭火微烘疏松，然后拉严，先推后溜，找席尾子，挑结补经，打毛头，整理平光后方能上柜销售。售出的席子能做到滴水不漏，站立不倒，十多年不坏，售后服务也做得很好。

　　其三：明码标价，按质定价，不还价，不赊欠，保证足码、足秤。

　　其四：为顾客作参谋，分对象售货，对农民兄弟供应质地厚挺、保温耐磨的宁波席子，对城市居民则供应纤薄光柔的苏州席子和仪征朴树湾席子。

　　老正大席庄以货真价实、服务良好赢得了顾客的广泛称赞，年销售席子十多万条，棉花近千担，营业额十多万银元。

　　1956年“三大改造”时，“老正大”加入公私合营，名为公私合营高邮花席商店老正大门市部。1958年公社化期间，店员下乡支农劳动，业务转交高邮日用工业品中心商店后，“老正大”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