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高邮统战部设在中山路的311号大院内，到了六十年代初，才陆陆续续地搬进县委机关大院，而空下来的统战部大院就成了机关干部的宿舍。

　　这个大院的大门临街坐西朝东，两扇大门的门楼上还有一根旗杆。进入大门是一条走廊，走廊左侧是传达室，接着就是一排朝南的七八间房子，安排着张姓和杨姓干部两家居住。杨姓干部家孩子较多，大约有四五个兄妹，最小的妹妹个头一点点。当时不富裕，每顿饭父母都是定量盛给他们的，譬如午饭每人一碗糙米饭、一碗菜汤，晚饭每人一到两碗稀粥、几条咸萝卜干，有时每人会分到半个杂粮饼子，虽然不好吃，可是吃饭的人多，也都吃得很香。我们从他家门前走来走去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挺羡慕的。后来他家的孩子个个都长得身腰大个，特别是本来很瘦小的杨家小女儿，一下子蹿到一米六八的个头，多年后见到还真不敢认。

　　再向里走，就是一座木制的架在城河（就是现在的市河）上的小桥，小桥的西头是一个砖砌的圆形拱门，拱门的两边是约两米高的花瓦围墙。过了小桥的拱门是一块长方形、约有一亩的空地，在空地的南侧有一个院落，是朱姓和刘姓两干部的家。朱家的大女儿，在女孩子中年龄虽然不是最大，个头却是最高，在大院女孩中就是一“大姐大”，常带着一帮小萝卜头一起玩耍。曾看到她拍过一张照片，其他小姐妹都很矮，就她一人戳在当中，显得很突兀。后来长大了，许多以前的小萝卜头都长得又高又大，她倒反显得矮了。刘家也有一个大女儿，不过比我们要大好多岁，好像已经做老师了，她扎着两根长长的大辫子，人很文静也很漂亮，喜欢看书，对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还是很友善的，只要向她提出问题，她都是有问必答。在南侧的西南角上住着一户高邮镇生活用品社的赵姓会计。在空地的北侧有一排房子（是过去统战部的会议室），住着王姓干部一家。在王姓住家的后面是一个院落，住着程姓和姚姓干部两家。程家老大是个男孩，小时候常带着院内院外的一帮男孩子横冲直撞，调皮捣蛋。

　　住在这个大院子里的干部，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他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看到眼前这近一亩土地荒芜着，于是他们利用休息时间，把杂草除尽，变成一畦一畦菜地，成了一家一户的菜园子，种什么长什么，基本是按各家所需。菜园子里长的品种很多，有韭菜、番茄、黄瓜、眉豆等等，东边的花瓦围墙和西边连接西后街的围墙上长着丝瓜、扁豆、番瓜。这个闲置的荒芜土地经他们一弄，整个院子变得生机盎然。到了秋末，前面的张大妈会用刀割断丝瓜根，然后用一个盐水瓶套在割断的丝瓜藤上，接丝瓜藤里流出的水，张大妈说丝瓜藤里的水可以治筋骨病。

　　在这个大院里有一群小朋友，年龄大都在十岁左右，无忧无虑，活泼可爱。女孩子们聚在一起要不穿着花边小裙子跳舞，唱着《丢手绢》歌谣做游戏，要不围着桌了拾“布角子”，还有就是在地上划成方格子跳“格房子”；男孩子则在一起飘洋画、掼铜板、滚铜钱、掼纸角、滚铁环、弹弹球。到了夏天，男孩子会从大院小桥旁边的码头跳到城河里玩水。城河水是南关水闸从大运河放下来的，河水清澈，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饮用水。孩子们在里面摸小鱼小虾，学游泳。到了晚上，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娱乐活动，也没有电视看，家里的大人会把凉床或木板搁到大院子里的过道上纳凉，躺在上面的孩子一边听大人讲故事、聊天，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不时有流星从天空划过，偶尔也有闪着灯光的飞机飞过，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会引起孩子们的躁动，躺在凉床上的孩子们会在叽叽喳喳声中循声去找寻，目送着飞机渐渐远去。

　　“文化大革命”来到了，大院子里面的大人几乎都成了“走资派”，不是被隔离在“学习班”审查，就是到了远离家庭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大院里的墙上甚至还贴上了造反派的大字报。菜园也荒芜了，上面砌起一幢平房，住进了两户人家。大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孩子们成了留守儿童。孩子们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在困境中得到了锻炼，学会了自理，学会了相互照应，一夜之间长大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下半年，高邮城上的南、北派出所合并为城中派出所，选中了我们住的原统战部大院办公，于是大院子里的各家各户也就各奔东西。半个世纪过去了，曾在这个大院里生活的孩子也都已经年老退休了，原来稚嫩的脸上都爬满了皱纹，都当上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了。他们有时偶尔一见，总追记起在原统战部大院的童真和点点滴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