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高邮城不大，中市口往东由县政府过新生造纸厂到高邮中学就是东门，在这之间有条向南的东后街，街的东边没几户人家就是大片的菜地农田了。那时，我家就住在东后街上。
东后街不是很长，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街坊邻居倒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群居类别，除了一些原住居民和菜农，机关、单位宿舍占据不少，有公检法的、中小学的、新生造纸厂的、农干校的，我家住的是工业局宿舍。
工业局宿舍在东后街中段，是个前后有几进的地主大宅院。尽管有正厅厢房之分、东西朝向之别，但由单位分配住着十几户人家从不攀比纷争。后边西北向阴湿的两小间蜗居了“大老蒋”一家四口，一年到头没有太阳，他还整天乐呵呵的。
我家紧挨大门一侧，像门卫守候这个大宅院一样，见到进进出出的人都要打一声招呼。房门就是家门，只要人在家，门都敞着，家里大事小情几乎公开透明。我母亲动作慢，一般开饭迟，后院吃得早的经常踱步到前面扒着我家窗户瞧着饭桌找点淡话说说。大院的门外旁有口水井，有人打水懒得带吊桶，就近便借我家的，我家干脆把吊桶放在檐下，随便人家取用。那年夏天，我家分期付款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不大的房间坐满了摇着芭蕉扇的邻居。夜晚我们都习惯看一下院大门是否拴好，有时风雪深夜，院内有人归迟，就敲我家临街的窗户帮他开门。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邻居好，赛金宝”。
我们心目中的邻居可不仅仅指所住大杂院内的，也包括大门外的左邻右舍，甚而整个东后街的街坊。我父母都从事农村工作，那时下乡工作没有十天半月回不了家，我和妹妹自从寄养的人家回来住后，就吃了几年政府食堂，喝水要到夏家茶炉上冲，换衣要送秦奶奶家洗，放学了就伙同左右四邻的伢子在街上玩过河游戏。
大门北紧隔壁的高老师年事已高，经常撑着手杖站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带着一副深度眼镜，看着过往行人，不苟言笑，若有所思，偶尔咳嗽几声，吓得正在顽皮的我们刹那间作鸟兽散。尽管他的儿子常常喊我下棋，外孙女小巧子又是要好的玩伴，但还是改变不了我对他威严和沉默的惧怕。我只蹑手蹑脚地到过他书房一次，满眼看到的除了书还是书，心中真是羡慕不已。那年我家要就着他家南院墙接一间房子，很是担心他家反对，这可是邻里间的大事，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他家竟然没有一点意见，老先生的形象一下子让我肃然起敬了。
秦奶奶是专门在家帮人浆洗衣服被褥的。她家临街是一排铺闼子门，房子高大，而且后院很深，天井宽阔，一看便知曾经是个大户人家。不过秦奶奶怎么帮起人家洗衣服为生的就不知道了。她家正常就开两扇门，一个大木制澡盆成天搁在进门口，澡盆里放着永远洗不完的被服，一块搓衣板已经磨损得几乎要平了。秦奶奶个头小巧，天天都穿着一件蓝色的大夫褂，每天见到她不是在前边吭吱吭吱地一个劲地搓洗，就是在后边天井垫着脚尖晾晒。这个活很苦，两手整天泡在碱水里，手皮已经胀得发白浮起来，手掌显得比常人要大点。我早上上学的时候顺便把脏衣服抱给她，傍晚回家就顺道捧回一摞叠得整整齐齐板板扎扎的干净衣服。有时我玩得忘了拿，她就晚上要儿子送上门。有天我家人都在外有事回来得很晚，她儿子送来说已经送了三次。
秦家对街是李家。李家门头支了个雨棚，雨棚下放一张杌子，杌子上摆两个小碟子和两只盖着方玻璃片的玻璃杯，一个碟子里有几片生山芋，另一个碟子里有几片青萝卜，两只玻璃杯盛的是酸梅汤。李家奶奶喜欢穿灰色的衣裳，就坐在门口的小爬爬凳上，半倚着门边，嘴里衔着一支烟，不慌不忙地等着我们这些伢子去买了吃。山芋、萝卜一分钱一片，酸梅汤两分钱一杯，我走来过去都没有吃过，不是不想吃，好像就感觉脏兮兮的。后来我们在家烧饭了，要到玉带河去淘米，中途被李奶奶笑嘻嘻地截住，拿过我的淘米箩，在她杌子旁不知什么时候多了的一个扁缸里，动作很快地淘起米来，先是闷水用手下劲搓，又是端水上下翻颠，最后舀点清水冲淋。有个奶奶点我：“她家养鸡呢，要用淘米水和糠喂鸡，你的米经她一淘倒要玩掉一半了。呆伢子！”我诧异得无所适从，面对这个“关卡”，每次淘米都想着怎么滑溜过去。
这个奶奶大家都喊她“党组长”，不是什么党小组长，而是居民小组长，姓党。党组长很和人，家家熟，她的管辖范围有大半个街，每次发计划票券时，她都挨家挨户地跑。凡到一户门前，总是先吊起嗓子高喊一声“拿——票——券——啦！”然后左一遍右一遍地关照要带好户口本、粮油证、煤炭簿什么的。党组长虽然是个老太婆，又体胖一些，但一点也不见老态龙钟的样子，一条街上数她最活跃。她到我们家，从来没有说弄张凳子坐一下，都是站不住说不住的，常常打趣两句“咯咯咯咯”地笑着走了。她非常喜欢小孩子，她这个喜欢并不是那种亲亲抱抱或者当着大人面夸奖一下，而是经常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一番，十足是个老玩童。我搬离东后街十几年了，几年前她过一百岁，我在单位意外收到了她托人带给我的寿碗，真难为她还记着我。
是啊，邻居一场怎么会轻易忘了呢？玉带河察院桥的北边有个夏家茶炉，一家人就靠烧茶水生计，日子过得苦巴巴的。那年夏大妈和媳妇一起做月子，不想老头子却撒手西去，夏大妈眼睛都快哭瞎了。面对几间窗户没有玻璃的房子、四儿一女还有媳妇孙子，从此夏大妈的身影就没有离开过茶炉灶台。为了贴补家用，女儿在家打芦席，大儿子跟徒学理发，二儿子到砖瓦厂掼土坯，小儿子和孙子还小，老五已经撑着帮人家挑水了。我每次到茶炉上冲水，挑台上都塞满了茶瓶。炉灶上有四个大汤罐，总是一个汤罐的水先开，这时来冲水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挤着、把茶瓶往前挪着。夏大妈揭开汤罐盖，左手拿着漏斗，右手拿着大舀子，一舀一茶瓶，边舀边冲边喊着“都有，都开了”，果然一汤罐水刚了，那三个汤罐的水就都“嘟嘟嘟”地开了。夏大妈望着大家陆续离开，撸起围裙揩了揩总是流泪的双眼，轻松地笑着。十几年前，府二工程拆迁正好拆到玉带河，夏家茶炉被拆得无影无踪，据说老巴子好不容易被安排到造纸厂又遇经济裁员下岗了，命运多舛的夏家啊！
井口南边是杨大大家。杨大大的儿女更多，全靠他老两口在东边田里种菜维持生活，还没上什么年纪，腰就被粪桶担子压弯了。杨大大一家子都很厚道，待人接物客气得不得了，周围邻里时常吃到他家送的蔬菜，谁要是把钱，他家送菜的小来子早跑掉了，换了杨妈妈还要嗔怪一声：“都是邻居家边的，骂人呢啊？”一九七六年夏季的一天，家家外去躲地震，我家束手无策，很是无奈地光着急，杨家老两口用无可商量的口气喊我们一起到他们家避避，说他们家天井大。天井再大也只能搭一个简易三角棚，我们两家十几个人根本容不下，杨大大就站在三角棚外，夜幕降临了也不肯往棚子里挤。突然，警报声大作，我吓得浑身发抖，感到地震立刻就到了，四周的瓦房将顷刻倒塌；棚里的老老少少一个劲地呼喊杨大大。警报声一遍一遍地，把恐惧通过疾速的血液一次次扩向极致，我的心仿佛已经跳出来了。地震最终没有来，杨大大岿然未动，我却被他强烈地震动了。
在我的脑海里，东后街的老街坊就是一幅乡风俚俗的长卷图画，我不时地展开寻找那时的美好与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