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马兰，根扎处、沙滩戈壁。茎粗壮、笔直挺立，秉性刚烈。花艳芬芳招众喜，叶兰新巧如玉碧。玉骨残、甘愿化成泥，谁能匹。
乔院士，真豪杰。罗布泊，死神敌。隐名埋姓氏、子离妻别。铸盾砺矛强军梦，终身许愿建功业。育英才、热血写春秋，情殷切。
——《满江红》代题记
2015年5月8日22时4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就是“两弹一星功臣”、核物理学家、核技术应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乔登江。
乔登江的襁褓之地在高邮菱塘回族乡乔大庄。1928年3月，乔登江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他共有兄弟姊妹十人，但只存活了他和大哥乔登山、妹妹乔登玉。
乔登江父母是贫困农民，后因生活所迫，流落到南京城，在那里开了一家“手工作坊”。乔登江童年时当过学徒，到了上学年龄，母亲便把他送到南京珠江路小学读书。
1937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南京。为躲避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和大屠杀，父母亲眼含泪水，离开了辛辛苦苦经营多年的小作坊，重新回菱塘老家乔大庄。逃难途中，他们遇到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慌乱中，九岁的乔登江右眼被伤，加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永远失去了光明。
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会不被蹂躏。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振兴中华的志愿。
在老家，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待形势稍有好转时，举家又去了南京。在南京珠江路小学继续上学期间，他参加了“童子军”。
1944年，乔登江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第五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扩大，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广泛。放学后，他常去书场听说书，每次听得都很入迷。为此，他没少挨父亲的打。家人认为他是个调皮的孩子，可少年乔登江一直做着富国强民之梦，寻找着改变穷苦人命运的道路。后来他背着家人，私下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活动。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坏”孩子，故意抽烟、打架等。他常常利用一处卖香烟的小店，掩护地下革命工作。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后，南京城里经常是汽笛长鸣，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见怪不怪的市民都知道：一旦警车出动，国民党军警、特务就开始抓人了。一天，事发突然，组织上来不及通知一位女地下党员转移，就把这个情报交给了“坏孩子”乔登江。乔登江急中生智，巧妙周旋，躲过敌人的重重关卡，终于把这个情报及时地送给了这位女同志。这位地下党员由于及时得到了情报，躲过了一劫。她，就是解放后一直在教育部任职的曹婉同志。
1948年2月，乔登江凭借着聪明的才智和顽强的意志力，读完了中学。后来，又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进入大学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1949年3月，南京解放前夕，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
1952年，金陵大学毕业后，乔登江留校任物理系助教老师。
1955年，乔登江被组织派往北师大进修理论物理，跟随苏联专家苏式金和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教授学习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和统计物理。在张宗燧教授的指导下，乔登江整天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于理论物理的百花丛中。经过两年系统的学习，他学到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理论，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他以优异的学业成绩从北师大毕业。后来，组织上分配他到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任助教，讲授理论物理。因才华出众、工作勤恳，他很快被提拔为物理系副主任和系党总支副书记。
1963年3月，一张神秘的调令从北京发来，要求36岁的乔登江即刻到北京报到。
在北京工作还是到其他什么地方?干什么？多长时间？一概不知！就连找他谈话的书记、校长也不知道内情。
此时，乔登江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四年的妻子林祖纕刚刚回国，一岁半的孩子正蹒跚学步；自己的事业才有了一点点起色。面对学校的挽留，亲友的劝阻，妻子的泪眼和刚刚学会叫爸爸的儿子的一声声稚嫩的呼唤，他有点于心不忍。
就在他犹豫之时，眼前浮现出了孩提时逃难时的情景和后来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画面。
“去！”他终于拿定了主意，直觉告诉他：党在召唤，肯定是去干一件大事！
于是，他告别了情有独钟的高等教育事业，告别了生养自己且已年迈的父母，告别了聚少离多的妻子和刚会叫“爸爸”的宝贝儿子，到北京报到了。后来，他成了24位赴罗布泊，为建设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并参与首次核试验准备的专家之一。由此，他和他的战友们踏上了科学救国的征途。
茫茫戈壁滩，粗砂、砾石遍地都是，动物都难觅踪迹。除了一些麻黄、沙拐枣等耐旱植物外，偶尔可见一两朵色彩斑斓的马兰花，为茫茫戈壁滩增添了些许生机。
乔登江没有军人先天性的强壮体格，却有着军人天生的精神气质。他用他特有的军人气质，书写了他的第一个传奇：36岁的年龄，一只眼睛，参加了解放军，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茫茫戈壁，千里无人。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出门就要跑。每天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他对自己的战友们说:“这是壮国威、壮军威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为此吃点苦是值得的。”
戈壁风尤其是夜风，人们时常受到它的侵扰。一天吃早饭时，人们发现乔登江的嘴巴被风吹歪了，而且是越看越歪，大家都很吃惊，但乔登江却泰然处之。后来虽然进行了治疗，但还是留下了面瘫后遗症。面对歪着的嘴巴，他说：“就当作是为我国核试验做出的又一牺牲和贡献吧。”“安下心，扎下根，戈壁滩上献青春”，这几句简单且直白的话语，道出了他和最早从事核武研究人员的共同心声。
中国第一任“核司令”张蕴玉将军称乔登江：“创业不畏难，科技称典范”。有一次空中试验，参试人员已进入待命状态，但由于气象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能确保试验区的安全。这种情况下，试验还要不要正常进行？这在试验委员会中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乔登江站在全局的高度，用计算数据说明了试验可能造成的危害，说服了领导，推迟了试验，确保了此次试验的安全。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朵蘑菇云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腾空而起。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撼和激励着亿万炎黄子孙。原子弹爆炸时，乔登江担任着理论预测组长，负责爆炸安全以及爆炸后的数据处理。
1966年10月，他参加了导弹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两弹的结合。第二次核试验后，他与张超、程开甲、吕敏等9人，作为我国核试验研究所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67 年6月，他又与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一起，参加了第一颗氢弹试验，分享了爆炸成功的喜悦。
自此，乔登江参加了所有的第一次核试验。
正当事业蓬勃兴起之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乔登江和他的战友们也未能躲过这一劫。他虽未受皮肉之苦，但遭到抄家和无休止的思想检查和批判。
1969年，年过40岁的乔登江被下放到工兵团当兵锻炼，与连队晚一辈战士一起，在试验场区干起了修公路、架桥梁的重体力活儿。此外，他还得干刨土、种菜、挖地窖、做木工、孵小鸡等杂活。但他相信，乌云终究挡不住太阳！
“天生我材必有用”。1970年8月，乔登江被抽调参加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全军核武器防护教材编写工作。从此，他与理论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我国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之一，来之不易的实践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成为传承后世的“真经”。
乔登江主持编写的《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成为全军核参试部门指导核武器防护和核效应试验的重要依据。他主持编写的《战略目标核效应手册》，弥补了我国核试验中有关毁伤规律和效应方面的缺项，被总参批准为核作战部门制定火力计划的工具书。除此之外，他还亲自主编了国内该领域至今唯一的一部巨著《核爆炸物理概论》。该书是指导从事核试验与核爆炸技术人员的经典参考书。
离休后，乔登江仍笔耕不止。“我要把一辈子在科学道路上探索出来的东西写出来，传下去，这是对国家的贡献。”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为此，他为自己订了每天至少写3000字的写作计划。
“爸，您生过大病，眼睛又不好，可要注意身体呀。”儿子心疼地对他说。
乔登江说:“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不尽快把东西写出来，将来去见马克思，心也不安啊。”
后来，他又相继主编了《电子元器件电磁脉冲效应手册》《脉冲束辐照材料动力学》等五部著作。
根据我国20多次地下核试验爆炸现象规律，在参考了国外大量信息后，他与韩学安、李如松合作，主编了《地下核爆炸现象学概论》；与吕敏院士等专家合作，编著了《核爆炸与核试验》。
中科院资深院士吕敏教授这样评价乔登江:理论上突破是技术上公关的前提，在基地这个“龙头”位置上，乔登江在一些领域起着关键作用。
乔登江硬是靠着一只眼睛，凭借坚强的信念，凭着非凡的意志力，参加了所有的“第一次”核试验；完成了五部学术著作，留下了270万字的“真经”，为后人提供了一大笔极其宝贵的核武科研经典，书写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传奇。
1988年5月，60岁那年，乔登江在部队例行检查时，被查出右肾有恶性肿瘤。基地领导和医院专家力劝他抓紧时间去解放军总院301医院手术。这样的病情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已精神崩溃。
此时的乔登江，虽然也有点懵和忧虑，但军人的天性使他很快冷静了下来。
他镇静地问医生：“我最多还能活多长时间？”“开刀能不能再推几个月？”
医生说：“你必须尽快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做切除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我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试验要做，手术能不能推迟？哪怕是一星期？”乔登江请求着。
“不行！”医生斩钉截铁。
面对死神的威胁，一个人竟能如此的镇定，还在思考着自己钟爱的事业，谋划着具体的工作，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多么崇高的境界，多么坚强的意志！
在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强烈要求和劝说下，乔登江把所有的工作交代完了之后，才去了北京，住进了301医院。此时已是发现病情之后的一个月零八天了。
即使到了北京，住进了医院，乔登江还时刻惦念着工作。 在准备手术的那几天，医院附近的炮兵招待所正在开一个抗辐射加固学术会。一天下午，他偷偷从医院溜到会场，了解会议的研讨情况。第二天，他又起了个大早，第一个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老战友们见此情景，热泪盈眶。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
上了手术台后，乔登江问医生：“几个月可以工作？”他对身边的人说：“我不求长生，但求不虚此生。”
手术很成功，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1988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我军军衔制，全军上下一片欢腾。文件规定：副军级且60岁的不再授衔，一刀切没有余地。而此时的乔登江刚满60岁。这对乔院士来说，是多大的遗憾啊！早在1965年以前，乔院士就扛过大尉肩章。20年后，论资历和级别当个将军条件绰绰有余。但他毫无怨言。
不仅如此，组织上叫他离职休养，就连顾问工作也未被批准。这对一个在戈壁滩上工作了几十年，把工作视为第一生命的乔登江来说，是多么的难受！大家也为他感到不平。可他初心不忘，不埋怨、不发牢骚。
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说：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那么支撑起人生命的支点到底是什么呢？是工作，是坚持不懈的工作。
术后，乔登江躺在病床上真的流泪了。因为他失去了生命的支点——他酷爱的工作。
他的妻子林祖纕是一位研究硅酸盐材料的专家，此时的她最能体会到丈夫的痛苦：一辈子，只见老乔流过一次泪。
1988年10月，宣布离休命令，他还躺在病床上。他的流泪，不是因为病，也不是因为没有授衔，而是因为他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的妻子记得，曾有一次，乔登江在西安研究所完成技术攻关项目后，又飞往张家界参加学术讨论会。连续的奔波，过度的疲劳，让他头昏呕吐，高烧不让，情况十分危急。望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很少得到他关心的两个儿子趴在他的床头哭了。“爸，您留点时间给我们吧，不要再干下去了。”
他第一次以父亲慈爱的手握着儿子的手说：“爸有工作干是件好事。如果不是这些支撑着，爸早走了。”当年，他被授予“胜利荣誉勋章”。在一只肾被摘除后，乔登江离休后转到了地方工作。
“退休未敢忘忧国，白头唯有赤心存。”离开其心爱的工作，他非常不习惯。
他一边吃药、锻炼，一边继续关心专业组的各项技术工作。每当所里邀请他参加技术研究活动时，他总是非常的乐意。
他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他心系部队，还担任了全军专业组、电子部专业组顾问。 （下转三版） (上接六版)疾病和离休并没有终止他对国防事业的奉献。他与部队的情节无法割舍，他时刻牵挂着部队的核武研究。在他离开部队的十多年当中，其实他每年都要抱病几次往返在上海和红山、马兰之间。仅外出讲学和参加各种科研活动，行程至少也在五十万公里以上。
乔登江有一句名言：干事业是不应该讲条件的，不应带有任何个人情绪。
在一次解决大威力核弹头扳机问题的试验时，组织上没有安排他参加，把他留在了红山基地。场区执行试验任务的领导，在讨论投弹飞机安全问题时，也许是因为没有技术权威在场或其他原因，对此次试爆后飞机是否安全，始终难以决策。他们突然想起了乔登江，于是火速把他接到马兰，并用飞机送到场区。乔登江下飞机后直接到指挥所会议室参加讨论。他凭着以往积累的经验，根据爆炸条件和预报的气象环境，作出了投弹飞机是安全的结论，解决了场区燃眉之急。能为此次试验出力，他感到很高兴。然而，燃眉之急解决之后，他便被“晾”在了指挥所。几经周折后，他才顺便搭了个飞机回到了原地，没有一句怨言。
1999年6月28日，71岁的乔登江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学校领导第一次登门拜访他时，一下子被震惊了：原以为乔登江是军级干部又是院士，房子一定很宽敞。没想到老俩口和儿子一家五口人，挤在9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校领导深情地对他说：老首长，我们学校给您提供房子、车子，工资待遇，您讲，我们尽量满足。
乔登江笑笑说：“车子我有，工资部队上发，房子够住了，你们能给我一个驰骋的平台，我已经很感激了。什么都不需要，给我一间办公室就行。我来你们学校是工作的，不是图享受的。”
一番肺腑之言，让在场的校领导和其他人百感交集，感慨万分！
他到了华东师大以后，顽强地工作着，每天都得吃五六种药，上午下午各一大把。他主持着6个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课题，指导15名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1999年，一位学生将毕业论文寄到上海时，乔登江正因病住院。60多页3万多字的论文，乔登江硬是在病床上，一页一页地作了详细的批注和修改，并附上了一封信，表述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2013年5月，乔登江还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50万元，设立了“登高奖学金”，以专项资助物理学系品学兼优和困难学生。并对学校提出了要求：此奖学金不宣传、不报道。直到乔登江去世时，学校才把“登高奖学金”设立的秘密告诉了出席他追悼会的学生们。同学们听说后，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乔登江对于自己的生活永远低调。有一次出差，工作人员按规定为乔登江买了头等舱机票。他知道后非常生气，要工作人员去把机票换了，并叮嘱今后不要再这样“特殊照顾”。
乔登江对于自己的事业，永远“高调”。以下一个个事实，都是他“高调”的证明：
他在与死神抗争期间，完成了7个国防科研基金项目，取得9项科学技术奖励，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部委科学技术进步奖7项。其中“大气层核爆炸安全论证”项目和“X光热——力学效应及其相对论电子束模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获得一等奖。
1999年9月18日，他应邀赴京参加全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奖大会”。
2003年10月，他被推选为全军先进离退休干部，受到总政治部的表彰。
2004年，他受到了中组部的表彰。
当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古稀老人登高峰——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警备区干休所离休干部乔登江》的报道。当天，《解放军报》发表《一名共产党员奋斗观——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警备区离休干部乔登江》的报道。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位传奇院士的人格风范》的通讯，又对乔登江再次作了深度报道。《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也做了相关报道。
2006年6月，他又荣获了“光华工程科技奖”。
乔登江与命运顽强地抗争着，无怨无悔。坚守在教育、科研前沿阵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非凡成就，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书写了他人生的第三个传奇。
同行专家对乔登江在科研上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有着极高的评价，对他政治上的敏感性和独特的见解也是钦佩不已。
金西康教授深情地回忆道，他是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有人评论美国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既不批准也不退出的态度是“一箭双雕”。乔院士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对大家说：不是“一箭双雕”，而是“一石三鸟”！即：首先可以限制有核国家发展核武器技术，中国正是美国限制的重点目标；其次，可以阻止无核国家掌握核武器；再次由于条约没有生效，这就为美国根据本国需要恢复核试验留下了余地。
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技“帅中之帅”、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先生称乔登江是“无私奉献的楷模，勇攀高峰的学者”。
“两弹一星”元勋、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先生，对乔登江的崇高境界也给予了极高评价：“乐观人生，勇于奉献”。
惟其如此，乔登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他的最高荣誉：1998年春节前夕，乔登江接到了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亲手签发的院士当选通知书：“乔登江同志，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您已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般来说，先当院士后离休，这是绝大多数院士所走过的履历。可乔登江则不同，他是先离休，后当院士。据参与多轮院士筛选的工作人员说：在经过几轮的评审筛选后，乔院士每一轮都是全票通过。这说明，他功不可没；这说明，他名副其实；这说明，他众望所归！组织上在他申报院士的简介中是这样表述的：“他是我国核爆炸、核武器效应及辐射加固技术领域开创者之一”；“他参与开创了核爆炸景象研究”；《电子元件器件电磁脉冲效应手册》“是我国唯一的论著”。其中“开创者”“唯一”“创立”等措词有七八处之多。乔登江先后参加了24次核试验，成为我国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的老专家之一。
当选院士后，他平淡地说:院士不是我的光环，而是让我有了永远工作着的理由。
退役22年后，即2010年12月，中央军委再次下令征兆乔登江院士入伍，授予他“文职特级军衔”“专业技术1级”，将已82岁高龄的他再次招去当兵。部队还为他量身定做了新军装，他第二次走进了熟悉的军营，成为永远的科技之兵，书写了他人生的又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