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日的早晨，我将我的四个女儿叫到身边，向她们披露为父当天夜里干的一件事，身为中年机关干部的我，奉命去捉捕一个少女，即当年红旗中学初二年级的徐丽珍（化名）。据说她因流氓罪，跻身于1983年9月3日声势浩大的“严打”对象之中。她住在一条名巷老宅不大的耳房中，父亲是革命伤残军人，母亲靠在纸盒组糊纸盒为生。我们传唤住在阁楼上的她下来，她身穿布质套头衫、短裤，站在我们面前，一脸羞涩，一脸迷茫，听候摆布。见此景，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带领我们去捉捕的民警让我上楼看看，有什么相关的“证据”。

　　阁楼上还住着她的两个姐妹，桌上只有低劣的化妆品，还有她的一套新书和开始作业的本子，批改日期即为9月3日。我望着本子，心里酸楚，昨天的学生，今天就沦为“犯罪嫌疑人”了吗？尽管我不解，还是以此向女儿们提出警示：遇事循规勿乱。

　　我们就要把徐丽珍带走，问其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其父病在床上哮喘得说不出话来，其母又气又恨：“不听话，不听话！跟那些坏伢子能跑出什么好事？”带走徐丽珍时，没有用警械（严打对象多，不够用），只是用绳子在她臂膀上缠绕了几下，就将她带往看守所。夜深人静，跫然足音，敲击着我的心。我第一次“协警”，干得对吗？她这个豆蔻少女需要抓吗？我能做什么呢？我到学校将她的那套新书退了，把钱送到她家，几块钱也可以贴补家用。次日我去上班，将事情和我的心事告诉同事。同事笑谈，你不要为她“焦虑”，说不定就会有“捉放徐”的戏启幕。

　　秋去冬来，春暖花开。徐丽珍无罪释放。在狱中未流一滴眼泪的她，在父母面前大哭了一场。那是一种令少女难以接受的梦魇，没有父亲的哮喘声，没有母亲的唠叨声，一觉醒来，身边不是亲姐妹，而是面目各异的女囚徒。

　　人生在世，有人一生顺遂，有人命运多舛。徐丽珍走上全新的路，唱的是悲喜曲。年轻的她，再也没有走进校园，被安排在一工厂工作，她有繁忙的劳作，惬意的生活，幸福的家庭，可是人到中年，早已失去父亲的她，又患上了淋巴癌，一个月开了两次刀。现已内退的她享受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险，顽强、健康地活着。回顾所来径，昭示着许多事理让人遐思。

　　依法治国是治国的基石，而人治历来为人们所诟病。保持高压态势下采取专项治理所取得的成果为海晏河清创造了条件，人们常常津津乐道。自然灾害加上人为的因素形成的苦果，百姓终生难忘，难以下咽。而专项运动中的缺失，人们是可以理解的。当事人徐丽珍认为对于有罪和无罪的问题上，政府已还了她一个清白，她只是青春时期闪了腰，没有留下后遗症，同人们一道生活在改革的阳光中。

　　历来党的各级领导告诫我们，在纷纭复杂的世事以至丑陋的现象中，要分清各类矛盾，厘清黑白是非，理清前因后果，依法公正、公平、公开办事，以震慑恶势力，教育大多数。像徐丽珍这样的少女，近墨者黑，偶尔偷吃禁果，并无参加团伙的劣迹，充其量是加强教育，绝不能不教而诛。那次“严打”，邻居中有婚外情的；附近烧饼店男同胞为和面的女同胞，在其身后为其抓痒，竟然抓到前胸的敏感处，遭其臭骂，并没有酿成大事。当时，此类人等，皆成为“严打”对象，以致造成看守所“人满为患”。凡事失去分寸，就会事与愿违。

　　人在世上走一遭，他的公民权、生存权等各种人权理应得到保障，这方面工作我国正不断落实、不断完善，得到了世人的首肯与认同。曾经身陷囹圄的徐丽珍有过失去自由权的体验，但是，更多的有她无罪释放后书写人生的自由权的感受。在小城的蓝天下，大家和睦相处，营构自己的爱巢，关注小城的发展，那就是和谐的、幸福的。患了病以后的徐丽珍坚持与疾病做斗争，她说能够活着、望着下一代健康成长多好。

　　她和年近八旬的母亲对我很友善，我告诉她们，撰写此文不是揭她的“伤疤”，而是就事说说关心下一代的老者的心里话。她们知道，从“事发”以后，我一直为她叫“屈”。我也愿意与热心人一道，去看望、慰问正在康复的徐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