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高邮流传过周恩来总理的一段亲情故事。据说，周总理的堂弟娶了高邮人马士杰的女儿为妻，周总理的二伯母随这位儿媳妇来高邮生活了好几年。60多年过去了，当读到周尔鎏的回忆录《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版），笔者才知道这段故事是实有其事的。
周氏家族中，二房与七房关系最密切
1939年，周恩来曾回过祖籍浙江绍兴，获得周氏家族五世世系表，返回重庆后，交给堂弟周恩霔整理而成樵水公起近五世世系表。建国后，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据此略有修订。
从这份世系表可以看出：第一世嘉庆年代的樵水公生有五子。长子逸帆公，名骏侯，无后。次子霞轩公，名骏昂。三子捷三公，名骏联。四子云门公，名骏龙。五子效甫公，名厐龙。第二世“骏”字辈的五兄弟感情深厚，从未分过家。骏昂曾将自己的次子贻康过继给长兄骏侯为后。后来霞轩公与云门公随同漕运总督同赴江苏淮安，并定居在淮安。五兄弟虽然绍兴、淮安天各一方，但是亲情从未阻断，而且日久弥坚。第三世为“贻”字辈，大房贻豫、二房贻康、六房贻良为骏昂之子，四房贻赓、七房贻能、八房贻奎、十一房贻淦均为骏龙之子。由于贻淦无后，贻能将长子恩来过继给贻淦为养子。贻赓无后，又由贻能的三子恩寿承继。贻能先后出继两个儿子给兄弟，兄弟间的骨肉亲情可见一斑。
据周尔鎏介绍，他的祖父周贻康，与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是嫡堂兄弟，分别属家庭里的二房和七房。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前往淮安定居，而且同居一宅，位于淮安城中附马巷七号。家人间关系亲密，不分彼此。周贻康是清末举人，曾在江苏巡抚陈夔龙处担任总文案，进入仕途后，曾任直隶州的定州知州和盐法道台；民国时期，曾出任江苏省督军李纯的顾问兼秘书。那时，他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曾提携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在身边工作；周恩来当年出国留学，也得到二伯父周贻康的资助。在革命年代，周贻康夫妇及儿子周恩霔在京津、宁沪等地的住所成为周恩来的掩护寓所，周恩来曾多次在遇到危急情况时，到他家避难。周贻能当时更是常住他家，成为周恩来的秘密交通员。周恩霔是“恩”字辈中最幼小的兄弟，比周恩来小10岁，“七爸因为常来我家，对我的父亲言传身教，爱护有加。后来，父亲在七爸的影响下，也参加过革命工作。”
周恩来与周恩霔两家关系密切，还可以从周恩来出国留学的表现看出来。1920年，周恩来自上海出发赴欧洲，“为了感谢我祖父母对他的关心帮助，七爸在沿途各港口停留时都寄回具有当地特色且有一定文史内容的小礼品，精致的金属风景小礼匣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礼物。每一个风景匣里装有八张经典风景照片，有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法国大剧院等”。1921年1月5日，周恩来抵达英国伦敦，初步办妥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后，随即以家书向国内二伯父周贻康禀报一切，“洋洋洒洒千余言，充分显示了他思想的周密细致，气度的卓尔不群，为我生平所见致其父辈行文最长的一封信。”当周怡康于1921年在上海不幸病逝后，周恩来于1922年9月12日从巴黎寄一张明信片给周恩霔，“其用意还在于给失去亲人的母子二人（指七爸的二伯母程仪贞及年方13岁的幼弟周恩霔）及时送去必不可少的亲情和安慰，也以此表达对二伯父周贻康的追思与感恩。”
周恩来委托张振邦找到了两个侄儿
周恩霔一生结过两次婚：元配蔡庆荣，祖籍安徽，家境出身为职员。她是一位美丽淑静的少女，会弹钢琴，并以流利的英语与人通信，还曾取英文名HeIen。约于1927至1929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与周恩霔相识结婚，并育有一子，乳名爱宝，学名周尔鎏。爱宝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不幸遭遇丧子之痛后最早见到的周家婴儿，故而对他钟爱有加。而爱宝1930年底出生不久，生母便离开了人世。继配马顺宜，是高邮开明士绅马士杰的女儿，她与周恩霔也是在上海结的婚，育有一子一女，即周尔鋆、周尔美。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上海成了“孤岛”。周贻能按照周恩来的事先安排，从上海前往武汉同他汇合。随后，他们父子二人奔赴西南大后方。周贻能由贵阳青岩镇辗转到重庆，然后就居住在那里，直至不幸逝世。
周贻能抵达重庆后，周恩来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先后来信，嘱周恩霔立即随周贻能之后赶赴西南后方，以便接受相关工作安排。1939年1月，周恩霔撤离上海，取道香港、越南等地直奔重庆，并由叶剑英协助安排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国防部三厅，在郭沫若麾下工作。他所联系的工作对象包括司法界、文艺界和归国华侨，接触面比较广泛，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
“此后，我的祖母、继母、弟弟、妹妹最终也离开了上海，前往苏北高邮我的外祖父家中居住。留下我只身一人在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住校读书。”（这里要介绍一下，“我的祖母”即周恩来的二伯母，江都人，随祖父在外游幕多年，与高官内眷往来甚多，行止得体，颇有大家风范。）七爸自七岁起，即同我的祖母相识，她一生非常喜爱七爸。七爸、七妈对待她也非常体贴照顾，且为她祝寿。到1944年秋，周尔鎏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初中毕业回到高邮的继母家，与数年前到达当地的祖母、继母、弟弟、妹妹相聚。次年高邮解放。“当时我在高邮县中念高一。”弟弟周尔鋆在高邮县中念初中。学生在校园里常常看到国民党的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集群而至，多架飞机轮番进行低空扫射、轰炸。“我的同学夏家振就被炸死了，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学校处于停顿的状态，我后来去了县文化馆协助工作了一段时间。”
让作者周尔鎏难以释怀的是，他的父亲周恩霔与继母马顺宜夫妇两人长期不和，马氏为人粗暴怪异，动辄对恩霔打骂不休，以致他不堪忍受凌辱而离家出走。他且因家产早为马氏出卖殆尽，余款也为她占有，从而处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向哥嫂告急求救。周恩来当时就按长期在白区工作的习惯，以邓颖超的名义，“托友人之便，寄上法币伍万元，以应燃眉之急。”正像俗话说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的继母马顺宜对我不管不问，歧视有加，每天只知道赌博打牌。她正和我远在他乡的父亲酝酿着离婚，而我当时对此毫不知情。冬天大雪深及膝盖的时候，我还只穿一条单裤，上身的棉袄还是祖母用她自身的衣服为我改做的。我的手脚冻疮遍布，一到春天皮肤就会溃烂，流脓出水，无比痛苦，又狼狈不堪，直至今日还留有疤痕。”
1946年四五月间，继母因同父亲感情破裂迁怒于周尔鎏并将他赶出家门。“当时我遵照祖母的嘱咐和安排，孤身一人从江苏高邮回到上海，寻找七爸。”周尔鎏离开相依为命的祖母后，只身一人流浪上海，孤苦无依以至有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所幸不久，当时素不相识的《文汇报》经理张振邦先生受七爸委托，几经辗转找到了我。张先生的外甥贾大勤（后曾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正是我的同学，且张先生的大儿子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当年七爸是通过什么途径才找到了如此妥当的联络人选，这也正说明了在七爸领导下我党的地下工作是何等严密。张振邦先生把七爸在南京写的信转交给了我，信中主要内容是七爸要我去马斯南路107号找陈家康先生（当时中共办事处发言人之一）”
1946年7月的一天，在陈家康的安排下，周尔鎏带着寄住在马叔昂舅父家的弟弟周尔鋆一起，见到了自南京临时来沪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尔鎏、尔鋆兄弟俩在周恩来夫妇关怀下茁壮成长
1949年前3年，周尔鎏在上海的生活和学业都是由周恩来夫妇援助和安排的。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周尔鎏由国立高农毕业。当时，他的弟弟周尔鋆只有16岁，父亲刚刚从解放区过来，在上海还没有完全立足；舅舅是地主家庭出身，老家在苏北高邮，解放后经济来源少；加上父亲和继母离婚，所以父亲和舅舅都来找他。因为周尔鋆继续学习下去有困难，他们让周尔鎏给弟弟寻找出路，让他多多照顾弟弟。于是当年6月，周尔鎏带着弟弟一同进入第二野战军的军政大学学习。周尔鎏回忆说：“在随后数十年时间里，七爸对我的指导、教诲持续甚久从未间断。世人公认的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人，而我是惟一一个他花费大量时间培养、教育的亲属子弟，他所赐予的精神力量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并成为我一生享用无穷的珍贵财富，而七爸更成为我一生中为人处世的导师与榜样。为此，我饱尝世态炎凉的坎坷成长历程也充满了无尽的感动与温馨。
周尔鎏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曾任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参赞、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顾问、研究员，以及中联部、文化部、对外文委司局级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多有社会科学研究著作出版与文章发表，1980年主编出版《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重点研究课题。）
周尔鋆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奖章获得者、少将军衔。兄弟俩都是高邮中学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