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学校是甘垛公社的一所“戴帽子”初中，有小学七八个班，初中四个班。当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我在这里教三年级，语数全包，兼初中的美术课。第二年春季刚开学，我转教了初一年级的数学。
一天，公社文教负责人朱校长领来了一位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青年人，说是新来的代课老师，顶我的三年级班，兼学校的音乐课。他就是瞿七一。
瞿七一是上海知青，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生的，因此取名七一。他已随学校的安排插队在江西几年了，家里看他在江西太苦离上海又远，就设法把他调到了江苏高邮。他的父亲在上海的一个京剧团工作，他父亲同事有位朋友在扬州京剧团，是高邮人，于是通过这个关系，他就转插到了高邮农村。这时学校正好缺老师，他父亲同事的朋友的亲戚就找到了学校朱校长，这样瞿七一就做了代课老师。朱校长人尽其才，看了他的材料，想到东风学校差音乐老师，于是他就兼了音乐老师。
瞿七一做了老师，他做得很尽心很尽力。他是上海人，爱说普通话，说话时总是充满激情，学生很高兴听他上课。当时的学生年龄都稍大一些，特别是初中学生年龄也比我们小不了几岁，初中的音乐课也是七一兼的，那些大孩子们看到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一位老师给他们上音乐课，都很新鲜很兴奋很高兴。他来之前，初中四个班的音乐课是各自为政，老师想教唱歌才能唱，只能唱老师会唱的。当时教得最认真的是叶老师，叶老师四十多岁了，和我们在一起是两代人。那时学校没有脚踏风琴，音乐课没有教材，叶老师总是把要教的歌连词带谱子用毛笔抄在一张大纸张贴在黑板上，先教谱子再教歌词，一句一句地教会学生，记得一首《海上南泥湾》就抄了三张纸，唱了几节课，当时觉得真好听。
瞿七一带来了一根竹笛，他问叶老师可不可以把笛子带进课堂。叶老师说，只要学生高兴就行。于是七一做了充分的准备，带着笛子上课了。他吹了学生们已会唱的《海上南泥湾》。学生听完他吹的歌，不肯唱了，齐喊：老师再吹一个，再吹一个。七一和他的笛声大受欢迎，从此，音乐课不再单调，悠扬的笛声给学生带来了新的欢乐。他用笛声吹出学唱的新歌曲谱，他用笛子代替风琴为学生伴唱。他还给学生带来了音乐欣赏，他把他会唱的歌唱给学生听，他带来了江西的民歌，带来了他家乡的歌，他带来了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带来了电影《红珊瑚》里的歌(当时这些电影还没有被解放，还在禁映)，他带来了他认为好听的歌。
七一个子高高的，白白净净的，头发有点自来卷。他说话的音质很好听，说话时的神情总有着一股大城市的洋气，孩子们都喜欢与他说话。下课了，总有些大女孩围在他周围，瞿老师长瞿老师短的。孩子们喜欢他，家长听了孩子们说好，也常有人来找老师了解孩子的情况。瞿七一总是耐心地与家长交谈。
七一整个儿人很精神，穿什么都好看。因为没有田间劳动，他穿的衣服不肥大，特别是裤子，瘦且长，裤脚口小小的，看着挺拔潇洒。他常穿一件淡土黄色的衬衣，我不知道是什么料子的，很飘逸，他说这衣裳防水，洗过用手抓紧衣领用力甩几下就干了。
上课以外，我们最喜欢与他聊天。他父母都是文艺圈的，他谈的话题大多与文艺有关。许多话是我们没听过的。他说戏，说歌舞，说电影，说演员。
瞿七一很开朗，做事时总爱哼着歌，也喜欢哼哼京剧。我们问他，你会唱老戏吗？会呀。你唱唱。于是他还就真唱上了：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过往的亲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我们听惯了样板戏，听到老戏感觉真新鲜。多少年后，我都记得这段歌词，后来才知道是《打登州》里秦琼的一段唱。他爸爸是京剧团的，会唱老戏，他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会唱。一次，我们要他唱个上海曲儿，他就唱了，调子听着很熟，歌词没听过，他说是沪剧。
瞿七一人很勤快，学校里的事他都争着做。那时学校里经常种些瓜果蔬菜，补贴师生的伙食。除了劳动课，老师常在下午放学后参加一些就急的劳动，他总是抢着做，他说这些活他都会干，别把他想得娇生惯养的。
半年以后，麦场到了，学校放夏忙假。老师们都各自回家忙收割脱粒，瞿七一也要回到他插队的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劝他回上海看看，到高邮半年还没回去过。他不肯，说半年了，也没在生产队劳动过，趁忙假，回生产队劳动几天，也好认认人。他走了，我们几个知青老师有的回生产队劳动，有的留在学校，我也回生产队劳动去了。
分手第三天上午，忽然有个学生骑车找到我，说：“汪老师，学校有急事，要你回学校。”我问：“什么事，这么急？”“瞿老师死了。”他说。我大惊：“怎么可能呢，前天我们还在一起呢。”我们连忙赶到学校，老师们都已到了，还有不少学生。我们立即直奔瞿七一插队的生产队。具体情况大家都不清楚，怀着半信半疑的心，忐忑不安地一路走去。
来到七一所在的大队学校，校长把我们带到场边生产队的一间草屋，屋门口拥了好多人，这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屋里杂物被挪到旁边，中间搁着一块门板，七一头朝外脚朝里地躺在门板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单，脸上盖着一块大手帕，两脚套着一双塑料凉鞋，双脚两旁各搁了一块砖头，砖头抵着他的双脚，不让双脚倒向两边，头旁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只小碗做的长明灯，白灯芯发出幽幽的黄光。门板旁边一把椅子，椅背上搭着他那件淡土黄色的衬衫。同去的老师忍不住揭开他脸上的手帕，我们不敢看，却又忍不住不看。七一脸色灰白，神态还算安祥，鼻孔还在向外冒着淡淡的血水。领我们来的校长说这就是肺部呛水的特征，人要是肺部呛水就没救了。同来的学生看着躺在门板上的他们的瞿老师，都哭了。
瞿七一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照顾他，就要他在场头参加脱粒。脱粒虽不是力气活，但也要手脚忙个不停，且灰大，气温高，麦芒贴在衣服上往里戳，劳动一阵子浑身会发疼发痒。傍晚，场头休息，瞿七一解开扎在手腕上的毛巾，来到河坎，脱下衬衫，准备洗洗。这是麦场旁边的一条又宽又大的河。这里的麦场一般都设在河边，近场头的麦把用人力挑来，远处的麦把用船运来。七一脱下衬衫，赤着膊来到河边，见有姑娘在洗脸，就往旁边走了两步，谁知就这两步，要了他的命。大概是脚下一滑，他都没来得及发一声响就滑下去沉下去了，偏偏他又不会游泳，这一下去就没能再上来。这边的姑娘洗好脸一抬头，刚才的知青没了，水面上飘着一条毛巾，衬衫还在地上，她连忙喊起来，救命呀，新农民掉到河里啦！场头上都是妇女多，没人敢下水救，有人就直往庄子里跑去，边跑边喊救人。庄上正好有公社工作组的人办公，闻声就往河边跑，工作组里有位公社财政所的干部，他跳下水，刚走了几步又回头，嘴里连连喊道：腿抽筋了腿抽筋了。这时村里学校的李老师赶来了，他跳下水，上来又下去，反复几次，把七一拖了上来。人们立即按他肚子帮他把水吐出来，可忙了半天，却是回天无力。就这样，刚参加劳动的第二天，瞿七一就把自己的一切永远地交给了这里。
我们含着泪看着躺在门板上的瞿七一，说不出话，前天还是在一起的兄弟，今天已是生死两离分。
校长告诉我们，已发电报给他家里，他家里人今天下午就该到了。
围观的农民们都唏嘘不已，女人们更是围在门口，边看边流泪。一个老大娘用手背擦着眼泪，说：“多好的伢子，一来就要上工，哪晓得，哪晓得……”老大娘哽咽着说不出话。
不断有人来围观。最后看了七一一眼，同来的老师学生都退了出来。
我们回到了学校，七一的东西还在宿舍，睹物思人，心中难受，没人说话。傍晚，和七一同舍的吴老师说：“我要找一下瞿七一的家人，我要还跟他借的五块钱。”吴老师也是高邮知青，他说，七一回生产队劳动前两天，他向七一借了五块钱，准备等七一劳动结束上班时还他的，哪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都劝他算了，别还了，七一家人受不了。吴老师说：“不行，五块钱不还，我心不安。”第二天，他把七一不多的用品捆扎一包，唯独留下了挂在墙上的笛子，骑车去七一所在的生产队找七一的家人。五块钱数目不多，可当时是我们月收入的三分之一，那时民办教师小学每月十三块，中学十七块。
瞿七一的妈妈是在七一哥哥的陪护下赶到这里的。看见半年不见的七一，母亲大哭了一场，什么事儿都是七一哥哥办的，母子俩一直把七一送到高邮殡仪馆，然后住进了一家旅社。这些都是后来吴老师告诉我们的。吴老师到七一所在的大队时，七一妈妈和哥哥已到高邮，吴老师到高邮找到七一母亲说明来意，七一母亲和哥哥很感动，又落了一阵泪，说：“这里人对七一很好，看得出来。谢谢你们了。”吴老师还了五块钱，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后来每每谈到这件事，他总是说现在很坦然。
半年后，“四人帮”倒台，宣布文革结束。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做上了正式教师。
多少年后，竖笛走进课堂。我看到音乐老师教学生吹竖笛时，总觉得，瞿七一也可能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教室里，在教孩子们吹笛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