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是水乡。耳目所及，无非是水。最爱城西南隅，高高长长一道绿荫堤坝，护卫着滔滔北往南来的京杭大运河。对岸只隔数畦绿地，又是一片浩渺的高邮湖。“秋水共长天一色”，我是打小儿就知道的。家乡的高邮湖就是这样，望不到边，也分不出天！
我小的时候，家住运河畔。每日嬉闹玩耍，无非傍着运河。细微的晨光初现时，鱼贩子挑着担子在长长的堤坝上摆出了摊子，都是河里湖里鲜活的鱼虾。堤岸上立着梧桐飘着垂柳，引得麻雀抑或喜鹊叽哩吧啾闹腾不休。傍晚时残阳扑水，河水瑟瑟，萧萧落叶纷飞而下，河中兴许还有老人稳稳地操持着“鸭撇子”，傍着他肩头歇卧着几只温顺的鸬鹚。暮色渐沉，盈盈一水间只留下两岸草木黛色的倒影。新月东升，华灯初上，运河里除了灯塔和夜航的货轮，一切都沉睡在宁静的夜色中了。那时，我每天枕着船笛入眠，“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情境，怕也只有如此了。试想，不是繁华相向的都市，没有发达炽热的工业，一个普普通通的江淮县城，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呢？无非是水，水滋养出了小城的宁静淡泊，只当清凉风琉璃月下，忽闻不远处一声划破了岑寂却又不觉刺耳的船笛，方能觉出一番趣味弥长来。
舍南舍北皆春水。北人来江淮水乡，理当先玩水。运河湾阔大的水面，须借渡轮来往。一声汽笛鸣响，便是轮渡催发了。运河问渡的人们听了匆匆赶着石阶上了船。这时船夫方解下捆绑岸头的锚缆，船头舵手便稳稳地掌着舵，劈开南北纵横的雪浪，直直往对岸的码头去了。河上熏风拂面，清爽袭人。当船离岸些许，横亘在河中时，颇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味道！最可喜的，运河中往往徜徉着数十只灰鸭白鹅，摇头摆尾，煞有介事。滔滔运河中熙来攘往的货轮渡轮皆不入此辈青眼，它们只管伸长脖子潜入水面寻觅鱼虾，或扑棱着双翅搔首弄姿，最好在粼粼水面迈出凌波微步来。粗鄙的乡野生不了“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的白鹤，更不敢奢望留住“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雏，只有粗头乱服的家鸭家鹅。大概正是这一方水土的缘故，高邮的鸡鸭鹅往往都生得很好，个大，肥硕，于是产出了颇为知名的高邮鸭蛋。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我在南京上学，也常常有人好奇地追问：“你们家乡的鸭子是不是只生双黄蛋？”一个鸭蛋两个黄，恐怕对于外地人来说，实在是新鲜。殊不知三黄四黄的鸭蛋都能在我们那儿找到！高邮的水土好，麻鸭也争气。
高邮以鸭蛋称闻于世，但以鸭蛋一物蔽高邮吃食，实在是管中窥豹，只有一斑。家乡除却水，只一个“吃”字我颇为自信。南京籍作家叶兆言有句话甚合我意，也常为我用：“南京人不如扬州人会吃，扬州人不如高邮人会吃。”恐怕城市繁华，未免尘事劬劳，止于果腹，吃上面并不深究；而小地方一则节奏舒缓，于是滋养了一方人民的闲情；民风又淳朴，故酒足饭饱茶余饭后，在豆腐面筋、菰菜莼羹上肯下功夫。维扬菜还是在高邮吃的好，倒不是因为我是高邮人。扬州人来高邮办公事，多半早起空着腹赶来，只图美美吃上一顿早茶！路边面馆两块五毛叫上一碗阳春面，或是几个人约好小菜馆里头坐下，一碗烫干丝、一笼菜包五丁包或是蒸饺，佐以清茶或是豆浆，热腾腾地吃喝下去，方才心满意足。扬州人不在扬州吃而爱跑高邮来吃，可见“食在高邮”，此言不诬。早晚茶已如此令人垂涎，更何况端午的螺丝、重阳的闸蟹？一汪烟波浩渺的高邮湖水里，多的便是青鱼、白鱼、黑鱼、银鱼，兼有芡实、菱角、荷藕、野生萸蒿菜！
向晚时节走街串巷，青砖地的南门大街，灰瓦屋的北头，坐门口择菜的老太太，厮闹玩耍的邻家男孩，连同半靠在门槛上微阖着眼的黄狗，都让人心生暖意。走过一间不起眼的小庙，那是汪曾祺成名作《受戒》里边“荸荠庵”的原型；走过一大片水泽，我知道就是这大淖水土，滋养了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女儿巧云的纯美爱情，也正是这平凡乡野尘俗人家平常人事，借汪老先生无意雕言琢句的生花妙笔道来，总盈溢超越世俗的幸福与温暖。
过眼的文字、熟悉的物象连同童年的沉淀一齐交揉，聊着，回忆着，感慨着，蓦然发觉，我们才多大，已经是有回忆的人了。谈笑间，时不时就要冠上“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前缀。而那梧桐月，三更雨，情景声容，记忆之亲切，仿佛昨天一般!黄昏的疏淡玄黄又给草木石阶笼上一层薄薄的迷雾。幸福之余，怡悦之外，略略地察觉出一抹浅浅的惆怅。稍稍沉重，而又略带沧桑，沧桑得恰似北门民居那坑坑洼洼的青石砖地，斑驳得好如半抹斜阳通过林梢洒在尘泥上的残影。
年前一次走过老街巷陌，瞥一眼老太太塑料钵子里拣干净的豌豆，即读懂了那分简简单单对于平安的祈求，于是暖暖的柔波在心里升腾，继而化为漾遍周身的温暖。当街的煤炉子十年如是燃着炭火，如今小贩依然在上边架着铁锅，炸着金灿灿的油端子（萝卜丝，稀面粉，混合，放入一荷叶形小铁模中，在油锅里炸，绍兴人叫萝卜丝饼）。不知哪个窄窄的巷口一定会蓦地冲出一个冒失的小鬼来，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掏出两枚硬币，接过刚炸好的油端子，两手倒腾着，先小嘴轻轻呵气，继而小心地上去咬一口，生怕烫着嘴，可没等它冷下来，两只油端子就都入了肚。那或许便是当年的我了。
然而，小学时候，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在校门口摆摊儿的卖煎饼的老奶奶呢？自从我小学毕业，就再也没有见过了。而今，连盛满我记忆的小学都迁离了运河畔的旧址了。那对门巷子中，成天穿着绿军装炸香酥鸡的佝偻老人呢？我至今还弄不懂他小心翼翼将美味的鸡皮藏在泡沫盒里边的猫腻。不是某位同窗的无私分享，我怕永远不曾知道那盒中神秘的美味。可是，那佝偻的老人也如他盒中那玄之又玄的鸡皮一样，在某一个冬日节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摆过摊儿。当年不曾提出的的疑惑可能从此成了永世悬而无解的迷。老人不见了，那群忠实的小吃货自然也四下零落了。可这么多年，我们多少次聚首多少番欢声笑语，何曾提及过那个炸香酥鸡的老人？或许，生命就是这么轻，仿佛冬日暖阳下纷飞的雪花，飞着飞着，就消失了，还不曾融化过。仿佛凋零的秋叶，在无风的静夜飘堕，还不曾随风婀娜过。仿佛倚门翘首的少女，澄澈的双眼溢出盈盈的泪珠，可嘴角都未曾尝及它的酸涩，便径直沁入了脚下的黄土。那么轻，那么静，瞬间又风干了，不落一丝儿痕迹。于是，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了。世界太大，天地太广，谁来关注田舍人的喜怒，谁又在乎这稀松平常的物态呢？
或许，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传统，都裹挟着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家乡的娇妻稚子，是天涯断肠人夜长无睡的牵挂，家乡的一碗寻常馄饨，是海外旅人梦寐不忘的珍馐。纵使身似秋蓬，萍踪无定，家乡却永远安顿着天涯人的心灵与信仰。于是有了衣锦还乡，有了叶落归根。可往往事乖人愿，诤臣放逐到了蛮荒，志士郁郁他乡。可文人毕竟是文人：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于是，“日暮乡关何处是”之时，苏轼掸掸衣尘，颔首微笑，只说“此心安处是我乡”；季羡林留德十年，蓦然回首，却道“客树回望成故乡”。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解得更彻：“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洒脱固然好，也着实难。风云翻覆，光阴流逝，人心飞转，人生寄一世，只如无根蒂的柳絮纤尘，谁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抑或归宿呢？如此推演，是庄子的“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是老莱子的“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还是正应了乐府一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每日放学，祖父照例牵着我的手，去离家不远的一处低矮平房，那里有个锅贴铺子，生意很是兴隆。我们是铺子的老主顾，于是当别人一块钱能买六只小包子的时候，店主会多添我一个。于是，每天的晚茶照例是七只锅贴。不知到底过了多久，我上了小学，来去已经不需要大人接送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不再每天有锅贴吃了，而那锅贴铺子，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卷走了铺盖。而又不知何时，沿街一溜儿的低矮平房，都染上了红漆书写的大大的“拆”。于是，我告别了童年运河畔的老家，搬到了市中心的高楼里。从此听不到夜半轮船的钟笛。而小时候牵着我的手，说着我懂或不懂的话的祖父，也一病不起卧床多年。我上了中学，懂事了些，可他病倒了，不再清醒，他说的话，我依旧时懂时不懂。他病情加重了，我怕看到他，看他鬓发稀落，形容枯槁，怕他让我坐他床头，听他讲出些惨淡的光景，间或放声朗笑。可这疏朗的笑声一出，满屋子竟更加寂寥可怖了。
终于，老人家没能熬过多年前一个立春。他走了，再也不要忍受病痛的煎熬。这抑或是一种解脱？入土为安，便是“归”了？
当年，那个身高不及八仙桌的黄毛丫头，倏忽间，也快大学毕业了。恰如飞蓬，明年又飞落哪里？客舍似家，家只如寄，当薄纸一页从父母的户口簿中取出，又在家呆过多少时日呢？少年读书而要考试，中年作事而要谋生，老年悠闲而要衰病，一来二去，家乡恐怕只能片刻地停驻，除此，便是永远的怀念与追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