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纪念日，笔者又想起发生在1945年12月，由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将军亲自部署和指挥的高邮战役，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4个多月后，新四军通过激烈战斗全歼拒降之敌、收复被占地区的一次重大战役。它以中国军民对日作战最后一次战役的定鼎之功而彪炳史册，启昭后世。
是高邮战役还是高邵战役？
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在《高邮战役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高邮战役于1945年12月19日爆发于江苏省高邮与江都地区……战役投入新四军华野第七、第八两个纵队及地方部队共15个团的兵力……高邮战役是采取攻城和打援同时进行的战法，范围包括高邮以及附近的邵伯等地。”而据粟裕将军自述，这个范围当初定名为“高邵战役”，它与后来党史研究所称的“高邮战役”是有区别的。具体区别有三：一是战役范围不同，高邮战役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战役，包括车逻坝、五里坝至腰圩的土城和素有“运河大门的铁锁”之称的高邮城，但不应扩大到江都邵伯去；二是投入兵力不同，高邮战役投入华野特务团、华野第八纵队及地方部队共7个团的兵力，而不是15个团，其中攻打车逻坝伪军第一营的是华野特务团。攻打土城和高邮城的是华野陶勇领导的八纵之64团、66团、68团、70团、72团和地方武装高邮团；三是战果不同，高邮战役共歼灭日军独立第90旅团岩奇大佐以下1100余人，其中俘虏891人，歼灭伪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以下3493人，缴获各种炮61门、枪4308支以及大批弹药。如果统计为共歼日军1200余人，伪军8000余人，则成了高邵战役的战果。因此，即使华野王必成领导的七纵的邵伯之战也是粟裕将军部署和指挥的，并且与高邮战役关系密切，但从严格忠于史实的要求来说，高邮战役就是在高邮境内发生的，而不能涵盖江都邵伯地区。
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
大家常说的抗日战争是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9月2日侵华日军投降期间的“抗日战争”，也叫“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正式抗战则要从1937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始。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第一场对日军大规模的战斗是八路军发起的平型关战役，最后一役则是新四军发起的高邮战役。
高邮战役结束于1945年12月26日，从党史分期看，这一时间应归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阶段，即不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然而，抗日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或者说不是一个重合的概念。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党史的重要分期，是从全局的高度对抗日战争主流阶段所作出的科学划分，但它与这一时期以后存在的局部抗战的客观事实并不矛盾。抗日战争则是指中国军民对侵华日军所进行的包括全国抗战、局部抗战等在内的武装斗争的全部，它既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流对日作战，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前后的局部对日作战。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在东北、华北等地发生过多次中国人民抗击侵华日军的战斗，这些战斗都没有归入抗日战争时期，但它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高邮战役虽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下限以后，但它也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从这一点看，高邮战役无疑应该属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高邮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的最后一役
高邮战役是国史、党史、军史上的一座丰碑，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邮战役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从1945年8月10日至22日，华中军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严格执行延安总部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全力向一切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进攻。新四军各部（不含第五师）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沿线的反攻作战中，歼灭日、伪军1.2万人；至9月2日止，已解放县城32座，重要市镇400余个，歼灭日、伪军2.8万人。在华中抗日军民独立自主的全面反攻下，一些日、伪军被迫投降，分散在交通线上的日军也开始收缩集中。高邮因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成了日军收缩集中的最后一处阵地。高邮战役一举俘虏日军891人，就像干塘捉鱼，一下子把塘里的鱼都捉光了，这种现象（战果）在其他任何一个县城都是不会出现的。平型关战役虽然取得了较大战果，消灭了1000多日军（与高邮战役相等），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但由于当时日军骄狂，没有生俘到日军。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此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歼灭日军25000多人，但俘虏的日军只有200多人。高邮战役缴获日军大小炮61门，这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史上也是少有的。
二、高邮城是抗战中全国最后一个光复的县城。高邮战役打破了国民党军队沿运河北上分割华中的企图，使原来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完整的华中解放区，它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为1946年6月以后发起的苏中“七战七捷”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高邮战役还在实战中锻炼了部队，为解放军战略战术转变积累了经验。当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以后，华中地区的抗日武装即为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进行了实践和探索，车桥战役的胜利就是一例；三垛河伏击战的胜利也是一例；高邮战役的胜利更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三、在高邮举行的受降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受降仪式。这次受降式是由华野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主持的。粟裕司令员及随行人员一直挤在我方人员中，从头看到尾，最后不声不响地离开受降大厅，回到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此事连韩念龙也没有发现。三天后，粟司令员在高邮城接见日本军官时，人们才知道此事。日本军官们不胜惊讶，不胜赞叹，深深表示“不胜感激之至！”始终居于日军官佐中心位置的岩奇大佐，还十分庄重地肃立在粟司令员面前，把一柄紫光闪闪的冷兵器，双手高高地举过头，又双肩近膝地鞠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仰慕大名已久的中国将军。”
四、高邮战役是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最后一役，相应的，高邮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当年，苏联红军在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猛虎山山顶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大概是认定他们于1945年8月下旬在虎头要塞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结束，就是整个对日作战的结束了。现在看来，事实远非如此，真正能够称得上“中国人民对日作战最后一役”的，只有高邮战役！笔者建议：应在高邮城区建一座大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