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八十七岁了，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也已有三十多年，但精神矍铄，身骨结实，耳不聋眼不花，整天家里家外，忙忙碌碌。饭后茶余，喜欢读书看报看电视，也喜欢与我们儿孙辈聊天，拉家常，讲讲那过去的故事。

　　看了电视新闻，报道某个地方遭灾受难，温总理去看望慰问，她说，当个总理太忙了，头发都白了；“天气预报”节目是每天必看，说北风要来，气温下降，她就把第二天要加的衣服放在我们床前；戏曲片连续剧，她情有独钟，每每会对那些大户人家千金小姐多舛命运嘘唏不已；读《大江南北》介绍当年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她会神情兴奋地谈起那些她所见到的新四军女兵。而最近这一阶段，连续从电视报纸上了解到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消息，看到日本人又蠢蠢欲动，她脸色总有些铁青凝重，冷不防会冒出一句：日本人坏，日本人还是坏！完了，会叹口气，在我们惊诧疑惑之余，又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叙说起当年日寇使坏作孽的一些往事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日寇占领了高邮、临泽，无恶不作，杀人放火，母亲家在临泽东七里桥的梆沟（棒沟？今董潭村北），外公朱啟忠，因弟兄排行老三，人称“三爷”，是当地的一位拥有几十亩水田的小地主兼私塾先生，熟读古书，爱好字画，尤热衷于卖田宅换取清兴化人郑板桥的字画收藏。因家里子女多，种田以自家人为主，兼雇些短工，过着平平安安的“小康”日子。一天鬼子从临泽镇下来向东扫荡，枪声一阵响，遍地都是乱叫狂奔逃难的乡民百姓，外公外婆领着一家人跌跌撞撞向东芦苇荡里跑，刚走不远，十三四岁的母亲突然想起家中值钱的细软东西未拿，怕被外婆责备，就连忙返回去取。母亲刚进里屋，就听见门外叽哩咕噜的日本话与沉重急促的脚步声，说时迟那时快，母亲拼命从后院墙上跳下来连滚带爬逃走，因下落用力过猛，崴伤了脚，一辈子落下了病根。

　　后来鬼子在临泽镇修筑了几个碉堡，想长期驻扎。鬼子为了强化伪治安，一天深夜，摸到七里桥梆沟一带，砸开门硬闯进外公家，二话不说，“啪啪”就是几个耳光攉过来，打得外公鼻青脸肿，两眼昏花。然后就把人五花大绑押往临泽，威逼利诱外公出任“五里”一带的伪乡长，外公坚持民族气节，紧咬牙关，左推右托，拒不松口，被鬼子汉奸打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后来被镇上一个叫“岳秃子”的“二皇”头目敲榨，倾家荡产花了一百多块大洋才把人赎回来，做一个“良民”。命算是保住了，但从此“朱家三爷”一蹶不振，败落下去，家中的一些郑板桥竹画也被鬼子汉奸搜括一空。

　　所幸的是，新四军江北挺进支队来到了高邮，也到临泽五里七里一带活动，有时躲在芦荡里，有时也来村子里。外公对他们热情相待，腾最好的屋舍，拿最好的食物接济他们。新四军呢，白天学文化，练瞄枪，晚上出外贴标语，组织群众。母亲曾动情地说，新四军战士大都是些从苏南过来的大中学生、工厂徒工，比她大不了几岁，一度曾动员她参加队伍，母亲高兴地答应了。只是在临走前一个晚上，意外地被外婆发现，老思想作怪拼命阻拦才拽住了人。而这竟成了母亲一生的一个重大遗憾。故而今天，母亲见到《大江南北》这本书写新四军战地生活的杂志总是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且常常看得慨叹连连，老泪纵横。我们常开玩笑对她老人家说，也许您当年参加革命，由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个女革命家，值得我们崇敬；也许你像你表哥陆啟鸿（新四军营长，打兴化时牺牲）一样，为国为民捐躯，成为高邮革命战争史上一位烈士，流芳千古。母亲听完莞尔一笑，说：“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话说回来，也是为了生养你们这些后代呀！”说得我们儿女几个都大笑起来。

　　光阴荏苒，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战败国小日本现在又开始制造事端与我国争钓鱼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我们从电视报纸上关注这一现实事件，拥护我国政府对日严正声明的同时，也感受到母亲作为一个曾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辛酸、担忧、仇恨与蔑视的心态。我理解，母亲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日本人“坏”，这是一个本质上侵略成性缺乏人性的流氓国家；二是日本人还是“坏”，说明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日本政府并没有认真反省历史，忏悔过去，承认罪恶，而是想篡改历史，东山再起。这还是应上了一句老话“狼走千里要吃人，狗走千里仍吃屎”。我们这些善良宽容的中国人警惕呀，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母亲，为了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要时刻准备着，迎头痛击日本人的挑衅。听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热烈激情、慷慨激昂的一席议论，母亲似放心地点了点头，深情地看了我们几眼，又的的笃笃地忙她的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