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文才

　　今年1月10日，中国集邮家博物馆受捐两块民国时期的信牌。该信牌为铜制，制作精美，它是通信、通行的重要信物。要认识这两块信牌的功能和价值，还得从古代邮传方式说起。

　　在我国古代，为了保证君主在传达命令或者调动军队时不出差错，需要借助一种信物作为凭证，这种信物便称“兵符”。古人认为虎为百兽之王，在丛林争斗中总是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军事上也多以虎为尊，于是常将这种兵符铸刻成虎的形状，因此它也被称为“虎符”。

　　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大多用的是青铜，也有用金、玉和竹做材料的。虎符内部中空，然后被一剖为二，右半（虎头方向朝前）由中央保存，左半则发给统兵将领或地方长官。虎符的剖面有齿相嵌合，背上大多有文字，文字分书在两边，内容相同。虎符在调动军队的时候便有了大用场。中央调兵时，会派遣使臣带着剩下的半符前去，左右验合，命令即可生效。战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典故“窃符救赵”，信陵君所窃的符就是“虎符”。

　　秦汉时期有一种铜虎符，也称发兵符。铜虎符成为通知当地接受命令的使者信物。秦国的铜虎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制虎符。

　　唐宋时期有一种通信檄牌，作为传送紧急文件的标志。接到檄牌后，应立即按规定时限传递文书。

　　元代则用牌符作为驰驿的证件，有金银字圆牌，海青牌及铺马圣旨等数种。

　　明清时期用符验。符验是公差人员驰驿的证明（凭证或护照），没有符验的人，严禁驰驿。符验包括勘合、火票等。

　　到了民国战乱时期，军队常用信牌作为凭证传递信息命令或作为禁地通行的证件。

　　集邮家博物馆受捐的两块信牌，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李烈钧先生使用的信牌，一块为上山令，一块为下山令。

　　李烈钧（1882年—1946年），字协和，号侠黄，江西九江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不久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其后参加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打响反对袁世凯独裁第一枪，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第二军总司令。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出任江西省主席。1936年被授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七七”事变后，长期患病休养，1946年在重庆病逝。

　　李烈钧在江西庐山建有自己的别墅“崇雅楼”，他任江西省主席时经常住在庐山上，他的亲信对他实行严密保护，与外界信息沟通、上山下山都使用信牌。

　　该信牌形制：长12厘米，宽6厘米，厚0.5厘米。上部为虎头形象，下部正面刻有老虎图案和“下山令”或“上山令”文字，反面刻有老鹰图案和“天鹰一号令”“李烈钧”等文字。从形制和功能来看，该信牌是一种信符，也可以称之为“民国时期虎符”。

　　给集邮家博物馆捐赠信牌的是梁荫宗先生。梁荫宗先生是国家发改委价格鉴定中心字画邮票鉴定定价专家，也曾是活跃于北京宣武区集邮协会的一名集邮家。他对集邮很有研究，硕果累累，收藏极为丰富。几年前他得知高邮建有中国集邮家博物馆，就想来参观并捐赠他的藏品，因疫情原因未能成行。这次他利用到南京出差的机会，专程来高邮参观集邮家博物馆并捐赠了他珍藏多年的古代邮传押印、民国信牌和集邮文献等。梁荫宗捐赠的信牌非常珍贵，它填补了集邮家博物馆邮传信物的空白，对我们研究民国战时邮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