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维儒

　　汪曾祺于1994年10月17日写了散文《草巷口》，并首发在家乡的《高邮日报》。草巷口，与汪曾祺故居仅一街之隔。

　　过去，这里居民常用的燃料不是煤，而是柴草。每户人家都会砌个锅灶，平常煮饭、炒菜、烧开水都是烧芦柴草。麦收和秋收后，农民用船将稻草和麦秸运到这里卖。一到冬闲，东北乡农民就纷纷到草荡里割芦柴草，然后用农船运到高邮城，大淖河一溜边上百条草船，蔚然壮观。这么多的柴草资源，自然就催生了草行这个行业，买与卖可通过草行来交易。草行经常整船收购农民的柴草，大淖河边一座座草垛拔地而起，犹如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当然，许多居民经常不通过草行，直接到岸边和草船上的人讨价还价。讲好价钱后，卖草的即把草用扁担挑到买草的人家，过了秤，直接送到堆草的屋里。从大淖往各家送草，都要经过一条巷子，因此这条巷子就叫做草巷口。

　　给汪曾祺家买草过秤的是一个本家叔叔汪抡元。他用一杆很大的秤约了重量，用一张草纸记上“苏州码子”。汪曾祺是从抡元二叔的“草纸账”上才认识苏州码子的。现在大家都用阿拉伯数字，有多少人还认识苏州码子？

　　草巷口在东大街算是比较宽的巷子，也比较长，像普通的巷子一样，都是砖铺的地面。汪曾祺在该文中写道：“但有一点和别的巷子不同，是巷口嵌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磨盘的东边是一家油面店，西边是一个烟店。严格说，‘草巷口’应该指的是油面店和烟店之间，即麻石磨盘所在处的‘口’，但是大家把由此往北，直到大淖一带都叫做‘草巷口’。”草巷口，它不光是巷名，与中市口、北市口和新巷口一样，是区域性地名，涵盖了草巷口和大淖一带。汪曾祺过去在家乡的活动范围，可以说就是以东大街的草巷口麻石磨盘为圆心，以他的涉足范围为半径，波及范围并不大。草巷口再向北，最远就是他随祖父到过的三圣庵。

　　汪曾祺在这篇文章中写了大小七家商店，分别是油面店、烟店、茶炉子、澡堂子、卖香烛的、碾坊和酱园。他不但津津有味地写出了七家商店的各自特色，还以其特有的白描手法，勾勒出令人难忘的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闻得到当地的烟火气味。汪曾祺在文章中继续写道：“再往北还零零落落有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都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很少到那边去。”再往北几户人家的女人每天打芦茓，她们盘腿坐着，压过的芦苇片在她们的手指间跳动着、延展着，一会儿的工夫就能织出一片。再往北还有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再向北走地势突然高了起来，叫茡济埂。这里有个普铜塔，该塔在民囯二十年那年被毁。普铜塔实际上是个尼姑庵，常年住着几个尼姑，香火还算旺盛。汪曾祺很少走到那边去。

　　草巷口的草行，规模最大的当数毛德隆草行。毛德隆家院子大、房子多，卖草的农民上街卖草，都在他家打地铺。毛德隆系三郎庙人士，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分别叫毛开武和毛开文，大女儿毛开玉嫁给源泰炕房余老五的儿子俞松林。毛德隆草行南面是谢焕章草行，老板谢焕章的父亲人称谢老五。毛德隆草行的北边是谈立国草行。毛德隆二女婿张长高，后来也开了个润昌草行。

　　傍晚时分，草巷口一带异常热闹，开往高邮城的帮船这时都先后到达大淖。草巷口的店家都大声吆喝，招徕顾客，大小饭店挤满了人。卖草的乡下人难得上街，怀里揣着卖草的钱，岂能不潇洒一把。

　　乡下人挑草上街去卖，一路上总要撒下一些。在草巷口一带总会看到一些八九岁、十来岁的伢子，手拿一只竹筢子，不时地在地上筢草。他们大都是住在大淖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家长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学。为了生计，他们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筢草，家里三顿饭的烧草都要靠他们筢呢。这些人家因房屋简陋且小，都不盘灶，用的是黄泥做的“锅腔子”。有的伢子一边筢草，一边趁挑草的不在意时，从后面猛力拽上一大把。等乡下人撂下担子叫骂，他们早就没影子了。

　　除了草巷口的四家草行，高邮御马头屈昭华也开了一家草行，专门经营界首、宝应白马庙和华家滩芦苇荡的大柴，专门用于打芦茓。石工头也有一家草行，老板姓乔，专门经营新民滩、王港芦苇荡的柴草。此处的芦柴俗称钢芦材，质地坚硬，根茎泛红，特别熬火，这种钢芦柴也是打旺薄的好材料。

　　草巷口是汪曾祺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这里的故事太多，《卖眼镜的宝应人》《鸡鸭名家》《名士与狐仙》《徙》《三圣庵》《茶干》《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的素材都出于此。汪曾祺用他的笔向世人展示了这里的无限风光和市俗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