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金海

　　我们家一般的事情都是由母亲做主，一九八三年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母亲对我说，你父亲快到退休年龄了，你就不要继续上学了，毕业以后就顶替父亲去供销社上班吧，也算有个正式工作了。顶替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项政策，就是父母退休后，由家中的一名子女顶替他们去所在的单位上班。那年代拥有一份正式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民间把进入国营单位（即全民所有制单位，亦称全民单位）叫捧上了“铁饭碗”，若进入政府机关单位叫“吃皇粮”，父亲所在的界首镇供销社就属于全民单位。母亲没念过书，不怎么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我们那代人也或多或少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再加上自己又是定量户口，吃商品粮的，本来就有厌学情绪，听母亲一说，我便答应了。

　　办理顶替手续也挺繁琐的，在镇里办完相关手续后还要到县城的县联社人事科去登记。当时是我姐夫和他的一个在供销社做干部的亲戚陪我一起去的。县联社接待我们的人事科科长看了我的户口簿后笑着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答道：“十六岁了。”他继续说：“你说的十六岁是虚岁，实足年龄才十五岁，我们不能收童工哦，明年这个时候再过来吧。”高兴而去，扫兴而归。父亲单位领导知道这件事情后，对我父亲说，小孩子反正明年也得来，要不今年就先到单位来“待业”吧。“待业”也是当时的一项政策，即定量户口子女毕业后可以先到父母所在单位上班，除了没有正式工编制，其他待遇一样。那个夏天，我就去了父亲的单位。

　　父亲的单位其实就是供销社设在农村的一处代销点，农村每个大队都有一处这样的代销点。店的所在地叫维兴大队，店名便叫维兴商店，辖区有一百多户人家，在界首镇的正东方向，子婴干渠的边上，离镇约八华里。我上学时曾随家人几次去店看望过父亲，对那里的环境并不陌生。店铺三间房子，坐南朝北，东间是仓库，西间是生活区，中间是店面，长五米、高一米五的硕大的柜台将店面隔成货架区和顾客待购区，店里每天都弥漫着烟、酒、酱、醋等商品散发出的一种特有的气味。一爿店正常是两个人编制，由于我去上班的缘故，领导从这调走了一人，这爿店就临时成了父子店了。

　　入职后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熟悉货架上的商品和价格。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店里至少有几百种商品，日杂、百货、生资等一应俱全，还有一些技术活。那时酱油、醋、散酒都是散装的，需用竹制或白铁皮制作的端子和注口（锥状容器），按顾客提供的玻璃瓶和所需斤两，一端子一端子地从坛子里打入插上注口的玻璃瓶内。端子按容量有五钱、一两、二两、半斤等各种规格，长短大小不一，看得晕晕的，也出过差错，或把酱油打到酒瓶里，或不小心注口就直接翻掉了。包三角纸包也需要基本工。那时不用塑料袋，白糖、大盐、茶叶都是用黄油皮纸包装，经过反复练习后三角纸包也能包得周周正正的了。上述的这些业务，在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下，加上自己认真学习，十几天工夫，基本就掌握了。

　　从国家层面理解，供销社是直接为广大农民服务的，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还是贫穷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许多物质的供应还是实行票劵制。拿煤油来说，那时农村电网还没有普及，晚上基本是靠煤油灯照明，而每家每月的煤油计划只有半斤（春节的这个月供应每家一斤），基本上是不够的，平价煤油每斤三角四分半，黑市价能卖到一块钱甚至更高，大部分人家是买不起的。在他们的恳求下，我有时会多卖个一二两给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那出现亏空怎么办呢，一方面多争取些计划，一方面也只能寅吃卯粮了。还有，农民手上的现金不多，他们中有的用鸡蛋到店里换些生活必需品，有的只能同店里赊账了。上面的领导是不同意赊账的，因此赊账就成了父亲的个人行为了，好在当时的农民是非常朴实的，有了收成以后，都能还上账款。厚厚的账本也在我内心种下善良和助人的种子。

　　店里每月的营业额在四千元左右，这个营业额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元，过年的这个月是最忙的月份，营业额则会超过一万元。腊月廿四以后，从早晨一直忙到夜里，接待排队办制年货的顾客，名酒名烟等按户供应的紧俏商品是每户必须采购的，还有云片糕、大京果、台酥、鞭炮等热销商品更是一货难求，几乎每户人家都装上满满一大篮子的商品。看着他们满意、幸福的笑脸，我也觉得很开心。

　　第二年夏天，我接到县劳动局的招工考试通知，便报名参加了考试，考中了我的第一自愿国营高邮县化肥厂。我便离开工作整整一年的维兴商店，去县城报到了。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尽管只有一年的供销社工作经历，但这一年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它让我懂得了农民的辛劳、淳朴和善良，让我看到了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希望，更让我铭记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是何等重要，这也为我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