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泰

　　曾经的曙光中学，支撑了高邮城区的初高中教育五十余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其最辉煌的时期，学生竞赛获奖，高考成绩斐然，那时，城区曾有“金曙光，银红旗，高邮中学不为奇”之说。

　　我的母亲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二十年。1964年夏，母亲从泰兴城西中学调到高邮。泰兴城西中学是所民办学校，调回高邮也进了民办学校曙光中学。学校原址的前身是县人民医院西隔壁的一座古寺庙——乾明寺。我随母亲回邮，在家门口的新巷口小学读书。从我家到曙光中学，步行约15分钟，母亲每天上下班来回步行三趟，早上去，中午回，下午去，放晚学回，晚饭后去学校办公、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再回家。

　　一个晚上，我陪母亲去学校。进了学校，看到寺庙的大殿高大空旷，高高的殿堂，成了面对操场的司令台。台上有一张乒乓球桌，有老师在上面打球。教室、办公室在殿身周边。

　　一年后，我进高邮中学读初中。高邮中学在县府街尽东头，再东便是当时城东公社的田地了，曙光中学在街尽西头，向西几十米是运河大堤兼淮扬公路。途中经过两座古楼塔，一座是青云楼，类似扬州的文昌阁，很有古意，楼旁是孔庙，青云楼寓意“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孔庙后来改为新生造纸厂，成了一座生产纸的监狱，监狱周边有数座二层楼高、四面有枪眼的碉堡。青云楼底层有门，我们上下学，都直接穿门进出。向西过中市口不远，是水部楼。大街从东往西，步行也就十来分钟。每天中午，我到曙光中学与母亲一起去学校食堂吃中饭。那时起，我陆续认识、知道了好多老师。

　　校长是位老革命，姓郑，县政协委员。那时我祖父是开明绅士，也是政协委员，认识了郑校长，请他帮忙，使我母亲调回高邮进了曙光中学。

　　总务主任姓胡，学生们常喊他胡爹爹，他很瘦，有严重的哮喘病，常齁喽着嗓子，听他说话总觉得吃力。我去食堂吃饭，老见到他，他总是先招呼我，小汪来吃饭啦。那时，食堂里常贮存着一些锅巴，装在一个大罐里，有时母亲回家迟，放学后我先去食堂跟胡主任买二两锅巴，一路抓着吃着走回家，觉得锅巴很香。忽然有一天，胡主任哮喘发作，几位老师急忙拿出氧气包让他吸，坐在包上施力，也未有效，医院虽近在咫尺，却未及让他恢复顺畅呼吸。

　　唐老师教物理，通无线电，他为我母亲装了一台用耳机收听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一直用这台收音机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文革后期，唐老师离开了学校，去县五金公司做了无线电修理技师。

　　戚老师学的地质专业，常年在大西北工作，因身体不适、生活不习惯而回高邮，失去公职进了曙光中学。戚老师父亲有一个画铺，在北城门口外的街东侧，专画人像，把小照片放大。我常在这个小店门口一站看半天。戚老师人很客气，最后也离开学校，去了一家玻璃厂。

　　学校里还有好多年轻老师，像曹跃琴老师，他是老高中生，因家庭出身问题上不了大学，在曙光中学做了民办教师，文革中受尽折磨身陷囹圄。文革刚一结束，他重上讲台，爆发出了满腔的热情，他所教的高中学生，参加县内外数学竞赛获奖，他也名声大振。

　　窦履坤老师，曾给我改阅过几篇作文。那时要从插队知青中推荐学员，参加考试。母亲要我写几篇作文练笔，拿给窦老师看。窦老师看得很认真，改得很仔细。虽然最后我没有被推荐，还是很感谢他。窦老师后来调到了省教研室，做了中学语文教研员。

　　卜德源老师教语文。他高中毕业学习董加耕去当新农民，后来到曙光中学做了老师。母亲跟我提起他，说卜老师是个好人。文革中，停课闹革命，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天天学习，卜老师常坐在我母亲旁边，安慰我母亲，说老印你没问题，不要怕。我母亲感到了同事的温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虽没有重视文化课教学，但教学开始慢慢步入正轨，上初中、高中不用考试，就近入学，曙光中学民办改为公办，一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学校扩增了高中部，从小学调进了好多大专文凭的中青年教师，一批经过劳动锻炼的新大学生充实了教师队伍，曙光中学逐步由乾明寺原址向城外人民路搬迁。人民路上的校址原是县商干校，只有一排几间教室，拆迁加新建，当时的在校生都参加了建校劳动。曙光中学的到来，给古旧的人民路（东大街）增添了新的活力，与高邮中学、红旗中学（县职业中学改名，后又更名为第一中学）一起，担起了高邮城区初、高中教育的三分天下。当时的学生和家长没有择校意识，哪个学校都好。改革开放激发了老师们极大的教学热情，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成就了曙光中学的鼎盛时期。

　　我母亲在曙光中学的二十年，见证了学校的十年动乱和十年安定兴盛。1977年，我的父亲也从伯勤中学调来这所学校工作至退休。

　　后来曙光中学由于校舍不足，抽调了高中的部分班和相应老师到高邮中学。随着教育布局的变化，曙光中学高中部撤销。在又一段几年的辉煌时光后，终于在2011年秋，原校址被城北中学迁入，取名为城北中学，曙光中学的师生分流，曙光中学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