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明生

　　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我们东大街竺家巷附近的几个小孩子，最爱去的地方，是东大街炼阳观戏院（文林大剧院，于1956年拆迁到北城门口，即高邮人民剧场），它是在吕洞宾道观基础上改建的，离我们家约200米。房屋高大，坐北朝南。戏院对面有一照壁，是戏院张贴海报处，介绍来演剧团简介、名角、经典剧目及开演日期等。给我印像最深的是江苏省京剧团的海报，有青衣花旦新艳秋、老生王琴生、花脸金少臣及短打武生周云霞、周云亮等，在高邮演出场场爆满。

　　在我家西斜对门，是陶氏炮竹烟火店。老板陶汝，又名陶虎臣，是汪老笔下“岁寒三友”之一，人称陶二爷，是一位精干慈祥的老人。他虽有四个儿子，但特别喜欢我们几个。他曾是戏院股东之一。我们一到晚上，就紧紧缠着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把我们几个带到戏院里去看戏。陶二爷晚上喜欢小酌，一盘花生米、一盘五香烂蚕豆和中午的剩菜便是他的下酒菜。我们有时也十分淘气，为早进戏院，抢先把他的花生米、五香烂蚕豆吃完。他见状并不与我们发脾气，只是觉得我们好笑。他的大儿子陶铸知道我们的意思，便立即将我们先送进戏院了。日子一久，戏院门卫都以为我们是陶老板的伢子，就让我们大摇大摆直进戏院。那个时代的伢子没有学前班，一、二年级小学生也没有家庭作业，我们活得很轻松，十分惬意，天天到戏院看戏。京剧演的都是传统剧目，也就20多个老节目，天长日久反复看，耳濡目染，我们对这些节目里面的人物说、唱、动作、表情、台步等记得一清二楚。他们在台上唱，我们就在台下哼，这戏台无形中成了一所戏剧学校了。我们到了七八岁时就感到看戏不过瘾，而萌发要成立“小伙班”京剧团的奇想，成员有丁宏村、马鸿增、王乃钧和我四人。

　　丁宏村是丁同源百货店三公子，比我（1940年生）大一岁。他有表演天赋，组织能力也强，就挂头牌，是我们的团长兼导演。他家有一部戏考(剧本)和一架留声机，经常放京剧唱片；他还有一个亲戚是苏州的京剧名票友，直接指导他唱麒派和红生戏，如《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萧何和《汉津口》中的关云长。唱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做工细致，刚劲有力，颇有麒派韵味。

　　马鸿增挂二牌，他是马家线店（在我家东斜对门）小老板，比我大两个月，我俩关系最为密切。在12岁前，我俩除吃饭、学习、睡觉外，其他时间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说。他从小爱看书，连三顿饭都要边吃边看，家里的四大名著看过多遍。在剧团中他专攻马派，也许跟他姓马有关系。诸葛亮的《借东风》、《甘露寺》中“乔玄”，他都唱得津津有味，清脆悦耳，娓娓动听。多年后听说他在省文化厅，和江苏京剧名家黄孝慈对唱《沙家浜》中《智斗》一段，轰动全场。

　　我五音不全，唱功不如丁、马，为了争名角，改学武生戏。我在这方面还是有点灵气，双腿劈叉又直又大，蝶形翻转360度能超过五个，挥舞金箍棒虽达不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但也能让人目不转睛。即使到了花甲之年，舞弄棍棒的技艺仍不减当年风采，双手翻转灵活，棒向空中抛100次仍不会落地。

　　王乃钧是丁宏村的表弟，他是王家祠堂后人王学随家的二公子，其父在新巷口小学任教。他身体敦实，声音洪亮，演张飞、曹操等角色栩栩如生，阳刚之气十足。

　　我们这个剧团真是“自说自划”，我们从7岁“登台献艺”，一直到12岁“解甲归田”。我们既是演员，又是乐师、化妆师、道具服饰师，也是忠实观众。学戏时连同锣鼓打点、板眼、胡琴曲牌、过门一起学。表演时自拉自唱。剧中道具更是自助，废物利用，不花一分钱。服装用四家父母、哥姐不穿的旧衣服，按颜色式样配备在剧中不同人物的身上。用废报纸、旧书画、香烟壳子和银色锡箔纸，折叠不同形状的皇帝、大臣、武将、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的帽子。用竹篾弯曲成圆形，绑上不同颜色的布条，制成不同品级官员的玉带。用硬纸板做成刀、枪、剑等各类兵器。用锡箔纸裹着圆棍子，作为孙悟空的金箍棒等。剧中不少人物头上插翎子，俗称野鸡毛，我们几家都不吃野鸡哪有野鸡毛呢？想来想去就用芦花代替，我们到大淖芦苇荡里把又大又长的芦花摘回来，分别涂上红、黄、绿、蓝等颜色，晒干后再压压平，拴在头盔上五彩斑澜，英勇神武！

　　京剧脸谱是一门独特艺术。马鸿增从小就有美术天赋，他画的脸谱惟妙惟肖。我们剧中人物的脸谱都出于他一人所画，俨然是个专一化妆师。至于脸谱色材，黑色用黑墨，红色用涂外伤的红药水，白色用那个时代的化妆品白色鹅蛋粉。有一次丁宏村为演关公，把店里红印泥涂在脸上，关公脸谱是红润油亮了，但两天都洗不干净，被他母亲狠狠教训了一顿。

　　“小伙班”演出的剧场，就是我们几家的住宅，只要哪家大人不在家就是我们的演出戏院。我们每天都有海报和节目单，每天只有一名主角戏，如第一天演《萧何月下追韩信》，丁宏村是主角，其他为配角。第二天演《借东风》，那马鸿增就是主角，其他人便为配角，轮流上演。不论谁主演大家都很认真，卖力地唱好，鼓掌互相勉励；若唱得不好，或失误了，就重头再来，及时纠正，直到其他三人满意为止。即便是炎热夏天，该穿长袍还得穿，从不马虎。唱做念打，京剧什么动作，我们都尽量做到，毫不含糊。如孙悟空从高山上翻滚下来一场，为演得逼真，我在家里大桌上放把椅子，椅子上再放上凳子，人站上去，头已经到房顶，从两米多高跳下去，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来说，还是要有一点勇气的。记得我第一次跳时很紧张，双眼紧闭往下跳，却落在丁宏村、马鸿增早就预备好的三床棉被上，未伤到筋骨，可见我们那时的保护意识还不错。每次演出后，我们都是汗流浃背，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却没有一人诉苦。后来回想起来常自嘲，谁也说不清当时为个啥！说是酷爱京剧追求艺术享受吧，没有那个境界，说是要想以后成为艺术家吧，也没有那个志向，看来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自找乐趣，寻开心，玩得快活！

　　“小伙班”京剧团虽然没有公演，但在东大街还是有一点小名气的。一些老人背后议论，这几个孩子都是“惯宝宝”(我和马是独子)，但从没有看到他们在外撒野，除了念书就是学唱戏，真不多见。

　　“小伙班”京剧团历时5年，从我12岁后就各奔前程。在后来的成长道路上，我们都成了高级专业人才，丁宏村毕业于苏州医学院成为外科主任医师，马鸿增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成为美术史论研究员，王乃钧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成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我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成为高级国际商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