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荣池

　　这几年自己的文学生活里，经常提到“在乡”这个词，事实上和我回乡工作也有关系。心理上的离乡和地理上的回乡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是有某种纠结情绪的。

　　我十九岁从南角墩出发，和另外两个发小坐着二姑父的拖拉机去往临泽求学，也是第一次离开南角墩远行，我以为这就是我的离乡之始。在此之前，我觉得南角墩所在的小镇张轩就是很大的世界了。我虽也有独自去城里的经历，但毕竟还是抖抖活活，在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就赶紧回村庄。那时候，南角墩向西的路口是我与外面世界唯一的瓜葛。路过的汽车们绝尘而过，似乎永远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在临泽三年的读书时间之后，靠着一个落款“盐城师专”的牛皮纸信封，就像是拿着一份人生的介绍信，从澄子河畔等车又去陌生的盐城求学。大学四年除了寒暑假我极少回家，既是因为要勤工俭学赚点糊口的钱，更是我真心不想回家。卧病在家十数年的母亲，让我对那个家徒四壁的现实无数次绝望。我收到过村里好心人给我写的匿名信，告诉我家里令人无法想象的难处。倔强的父亲却在电话里一次一次地让我只管在外好好读书。那时候我几乎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往来，有几次是我将微薄的稿费寄给家里补足捉襟见肘的时日。除此之外——我一直记得英语老师的那句外国谚语，对于南角墩——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面临着无奈的回乡之路。尽管外面也有不错的岗位可以选择，但对于当时依旧分配工作的政策，一个编制对于农村子弟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在盐城生活的四年，我其实已经几乎断了和南角墩的来往，我甚至虚荣地告诉别人自己是扬州人。那时候我给扬州的报纸投了许多稿子，这大概是我和家乡唯一的联系——那时候发过一篇《背负乡愁的汪曾祺》，大概也有某种对离乡与归乡的隐喻。分配之后我再次回到高中母校，只是换了个身份去任教，事实上对于我而言是归乡而未回家。其时我的内心，依旧是不愿回家的。又过几年因为能舞文弄墨写几个字，调动进城工作安家，仍然很少回已经更近的南角墩。我并非真是狠心到对老家的消息充耳不闻，只是因为那时候总是没有什么好消息。

　　母亲的离开让我一度对于南角墩更加陌生甚至冷漠。我为父亲终于解脱了二十七年的辛苦感到庆幸，但对于老家的村庄我已经感到不安甚至畏惧。也就在母亲去世之后，我开始大量地书写自己的村庄，因为一度令我羞耻的身世和机遇终于少了一些现实的难堪，这让我开始在精神上尝试着自己的归乡之路。这些日子的工作之余，我书写了大量关于村庄的文章。这些被家人称为“兜售童年苦难”的“卖小孩文学”成为我的某种标识。之前我还遮遮掩掩地提到自己的母亲，但随着母亲离开我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得她的苦难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财富。也因此，我不再隐藏关于南角墩的消息和真相。一开始我还借着诗经的幌子写“诗经”中的里下河以及显得唯美的《草木故园》，到后来《村庄的真相》《一个人的平原》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村庄的问题和伤痛。及至这两年写《向上生长的村庄》，我对村庄的回忆已经变成某种剖析和自审，因为我觉得南角墩没有任何情绪或者事实需要被美化或者虚言。

　　五六年前的冬天，我帮着父亲修缮了老家的房子。这让人觉得我好像决心要回家来，事实上我此后并没有在老家住过一晚。这并非只是交通的便捷，更是我觉得就像自己的书写，老家的村庄其实是一个无法回到的地方，就像那些被我琢磨得体面和熨帖的文字，其实也多是无功而返的慨叹。也是就像命运的某种暗合，二零一七年九月我被选派回乡工作。这一次突然的工作调动，在我精神上不断盼望或者虚拟回乡的过程中增加了某种现实的依据。

　　此后，我又在老家的乡镇工作了五年，无数次走过这个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之前不知道她们有那么多迷人的细节和坚硬的事实，远远要比我写“李光荣”系列那些长篇小说的编撰甚至想象还要精彩。虽然这些书写乡村的文字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但乡村——特别像南角墩这样的村落，虽然已经大多被改头换面，但她们所蕴含的古老情绪和迷人细节，依旧永远比任何文本都要精彩。

　　五年时间又倏忽而去，我又要从这个冬天出发，背着乡村给我的精神遗产，去到其实只有十数公里之外的城市里继续生活。地理的距离并不决定精神上的距离，所以这应该还是一种离乡，好在对于一个决心以乡村为命的写作者，我不会也不敢忘乡，所以在乡或者离乡都不再可怕。说起来轻描淡写，经历也终必成往事，光荣或者遗憾在心里琢磨许久，还有很多事并不重要也都还记得。比如单位三楼东到西有六十五块瓷砖，下楼有四十九级台阶，走回城八公里距离，和这里每一个人的笑容一样都值得被记住，这里是我此生离不开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