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平

　　生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人们都知道，日常生活必需品要凭票供应。那时一个菜场就一个肉案，七角四分一斤的价格保持相当长时间不变。尽管如此，也不是每天都满足供应的，稍迟一点肉就没有了。如果这天想吃肉，那就得起个大早，带个竹篮子，跑到菜市场肉案前，用绳子把篮子串起来排队。倘若数数前面串着的篮子已经有头二十个，估计打不到肉的可能性就大了。现在顾客往肉案前一站，手指一处，刀手只问你要个数，声起刀落，这一刀大多都会多出顾客所要的斤数。这并非师傅手艺不行，而是希望每次都能多卖掉一些，顾客一般也不会斤斤计较。过去就不同了，由于是凭票供应，都是论斤卖，肉案师傅一般一刀下去都不足斤数，他绝不是短斤少两，而是为的搭个把冇子给你凑数。这个冇子就有关子了，遇到熟人可以短刀五花，生人直接割块槽头。

　　过去打肉是卖方市场，独此一家，好歹听赏；如今打肉是买方市场，超市、菜场甚而前街后巷到处都有肉案，打哪块肉、打多少随心所欲。打肉其实很有讲究的。民间有言，前夹灌香肠，后座做肉松，猪头敬祖宗。虽不是绝对的，但意思很明了，肉的部位不同，其作用就不一样。下一个前肘酱卤，割一条里脊汆汤，剁一段肋条醋熘，切一刀肚腩回锅，都是各取所长。比如红烧肉，当然选用五花为上，肥瘦相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我是最喜欢吃红烧肉的。上中学那会儿，经常吃食堂，肚里没油水，家里只要做饭，就闹着要吃红烧肉。难得一遇，大快朵颐，纯瘦的还不过瘾，专挑有肥带皮的，吃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曾一连吃二十多块红烧肉，家人吓得赶忙阻止，不让再吃了。

　　人很会忘本，一旦到了无荤不下饭的日子，就开始肉多嫌肥了。有一阵子我很担心血脂指标异常，后怕吃出“三高”，面对餐桌上的红烧肉，竟凭空多了几分矜持和忌惮。一次我到一个偏远的村上办事，村支书生拉硬拽地留我到他家吃饭，口口声声说没有菜，我反倒不好意思走了。菜确实没有什么，不过人家好意恭维，特地烧了一大盆红烧肉。见到每块足有两寸见方的大肥膘肉，我一边感慨村民的朴实和热情，一边望而生畏地怕拂了主人的美意。村支书见我一直没动肉，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筷子往我碗里挟。

　　有些人对吃肉是缺少敬畏之心的。在单位食堂就餐，挑取肉多块大的菜碟，原本不足为怪，而在餐馆饭店宴客，却又要面子伤里子，任凭大量剩肉成为泔水，竟毫不吝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