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造纸厂一个青工，第一次读到汪老发表在《北京文学》的小说《大淖记事》，清楚记得当时那种兴奋、发呆、木愣。这是写我们高邮的，还是离我家不远的“大脑”（我们当地人就这么写）。后来这篇小说在青工中传阅开来，阅览室有些期刊杂志的精彩处总被撕走，而这一期刊物一页未缺，大家视如珍宝。

　　汪曾祺是谁？怀着隐秘而长久的好奇心，我读了他很多作品，跟踪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文学成就，更加感动于他不遗余力地用作品描摹故乡高邮，而他的旧居竟然与我家只隔几条巷子。

　　似乎我们，是的，我们大多数人，原来对家乡很无感，读了汪曾祺的作品才会有意识反观自身，原来这个地方这么美丽，有这么多可爱的景致、事物和人，才能更理解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对故乡的极致感情，那是一种文学性的审美的爱与再创造。

　　如同沈从文笔下有个“凤凰”，汪曾祺有一个“高邮”。 现在，高邮人都津津乐道于“高邮出了个汪曾祺”，对他作品里各有所本的人物如数家珍，知道《小姨娘》《小孃孃》写谁，清楚《侯银匠》的后人还在，被电视台采访报道过；生活中，“戴车匠”的儿子跟我一直有联系有交往，经常给我讲东门大街上的故事；《异秉》里王二的孙子曾经是我工厂里的同事，还在东门大街上卖五块钱一联的蒲包肉，人人爱吃、奉为正宗……

　　这些年到高邮来寻访汪曾祺故居、故人、故事的文学研究者、作家、汪迷越来越多。我最早接待过作家苏北，一九八八年我和他一起逛了东门大街，爬了大河塘（运河堤），登了文游台，拜了王氏纪念馆，还偷偷地去打量了一番汪曾祺小说《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原型，他当时在用一台手摇机器缝皮鞋。我们俩一致肯定，汪老描绘的“倒放的鸭梨”跟高大头的头像极了！

　　有幸生在高邮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汪老家乡一个文学爱好者，可以说，他笔下高邮的河流、巷子、旧居、街道、寺庙、药店、铺面……我都有涉足，可当索隐；他展现过的高邮人与物产，我一一印证，如读方志。如果文学精神有辐射的功能，我今生能从事文学创作与编辑，也是一种其来有自的传承与延续。

　　说起来，与汪老之间，我自认有一种特殊的文学缘分。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雨花》发表了汪老的散文《故乡的食物》，我发现在“焦屑和炒米”一节里“暖老温贫”四字缺失，斗胆给汪老写了信求证。他立即给我回信，说这篇散文将来如果收集子，当依照我提供的资料改正，并盼望我来信谈谈高邮的现状。这封信我已经捐给了汪曾祺纪念馆。他一定想不到，这样的读写往来，对家乡的小青工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三十多年后会编选他的《故里杂记》。

　　这本《故里杂记》选入二十九个短篇小说，集中反映了高邮的世情人物、风土乡俗，写尽了平凡市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的美感与哀愁。这里有百工居肆，人情丰稀，读者可以当一部朴素洁净的“高邮梦华录”来细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