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是汪曾祺文字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汪曾祺先后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杂志做编辑，来稿参差不齐，有时要亲自动手，帮搜集整理者改写民间故事，工作已经溢出编辑的职业范畴，某些篇目便也共同署名；六十年代转行到京剧团做编剧，改编戏曲剧本是职分；八十年代恢复写作以后，除了新的创作，重写或改订旧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的系列小说《〈聊斋〉新义》，最初四篇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四篇中的后三篇是一九八七年他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完成的。在那段时间的家信里，他多次提起这些稿子，还说“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至于其动因，他在后来的文字中略做过交代，如《人民文学》所刊《〈聊斋〉新义》的后记中说：“我想做一点试验 , 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尝试的第一批。”“我这只是试验，但不是闲得无聊的消遣。本来想写一二十篇以后再拿出来，《人民文学》索稿，即以付之，为的是听听反应。”不过，直到一九九一年十月写就的《虎二题》，也仅完成十余篇。《上海文学》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发表的《汪曾祺新笔记小说三篇》，《樟柳神》取材于《夜雨秋灯录》；《明白官》《牛飞》两篇，只标了“出《聊斋志异》”“据《聊斋志异》”，没有另加“《聊斋》新义”的副题。改写《聊斋》的计划难以持续，选材不易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写给夫人施松卿的信中即说：“我带来的是一选本，只选了著名的几篇，而这些‘名篇’（如《小翠》《婴宁》《娇娜》《青凤》）是无法改写的，即放不进我的思想。我想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篇章改写。”

　　稍早一点完成的《拟故事两篇》，同样是“语言试验”“文体试验”，一九八七年八月，汪曾祺接受施叔青采访时明确说过：“比如说佛经的文体，它并不故作深奥，相反的，为了使听经的人能听懂，它形成独特的文体，主要以四个字当主体，我尝试用通俗佛经文体写了一篇小说《螺蛳姑娘》，其实各种文体都可以试试。”

　　由此上溯至五十年代参与整理的《鲁班故事三篇》《牛郎织女》，虽然作者发挥的空间极小，但也渗入了其独特的文学气息；下延到九十年代“被逼迫”写作的《释迦牟尼》，仍是“试验”的余绪，对译经体的运用更加自然纯熟。

　　《〈聊斋〉新义》是集束式的“试验”成果，并非汪曾祺作品中的主流，也不如他预想的那么“成功”，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这样的支流在某种程度上援助了主流。本书以《〈聊斋〉新义》为主体，集合了作者各个时期的“改写”文章；书后并附《聊斋志异》和《夜雨秋灯录》相关原文，以便读者对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