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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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3月09日 星期一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返回首页 | 版面概览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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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五小”情结
  □   许伟忠

  高邮城北实验小学(原高邮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简称“五小”)是汪曾祺的母校。汪曾祺在《我的小学》篇末动情地说:“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用“我亲爱的、亲爱的……”这种叠加句式,将对母校的情感表达得那么的深挚,那么的强烈,那么的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五小”是汪曾祺的童年乐园,他在这里得到了师恩和母爱,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是他“人间送小温”创作思想形成的一泓情感源泉。

  汪曾祺在1925年五岁那年入“五小”附设幼稚园,六岁升入一年级读书,直到1932年毕业,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充满童真情趣的生活。入学前二年,汪曾祺的生母杨氏因病辞世,三岁的汪曾祺早早离开了母亲的怀抱。虽然汪曾祺生长在一个和睦温馨、充满爱意的大家庭中,但是生母的爱毕竟不是其他什么能够轻易代替的。

  十分幸运的是,刚满五岁,家里就将他送进了“五小”幼稚园。幼稚园在童年汪曾祺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清楚地记得:幼稚园的“房子有点特别,是六角形的。进门,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铺着漆成枣红色的地板,用白漆画出一个很大的圆圈。这圆圈是为了让‘小朋友’沿着唱歌跳舞而画出的”。他和小朋友们“每天除了吃点心,大部分时间是唱歌跳舞”。幼稚园门外的游戏场有许多游戏器械,有沙坑、秋千、跷跷板和各种动物造型的玩具,还有一种大约是从国外引进的叫作“巨人步”的大型器械,可以让小朋友攥住一根麻绳,蜷起腿来悠圈。

  升入小学后的课程安排也是多姿多彩的。三年级的时候,汪曾祺就学会了画牛,“用大拇指蘸墨,在纸上一按,加几笔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头牛”。六年级,小学生在美术老师“王譬如”带领下,到运河堤上“野外写生”,画柳树,画运河上的船。这一切,不仅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乐趣,而且为他日后成为一位兴趣广泛、才艺多样的“才子”作家打下了基础。

  幼稚园唯一的老师王文英是科班出身,教唱歌、跳舞都是她一个人。童年汪曾祺学过很多歌,还有一些是“表演唱”。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小羊儿乖乖》,他和小朋友们分别扮演狼、小羊、小兔等角色,王文英老师弹风琴伴奏。当唱到“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回来”的时候,王老师走到小汪曾祺身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她知道他的生母两年前去世,再也不能回来了,心中顿生怜爱之意。她希望能够像母亲一般,用自己的爱抚温暖孩子的胸膛。五十多年后,汪曾祺幸福地回忆说:“在全班小朋友中我是最受王老师宠爱的。”

  五岁的汪曾祺正开始人生记事,王老师的这份“师恩母爱”深深镌刻在了他幼小的心田,难以磨灭。1981年,汪曾祺重回故乡的时候,带着北京果脯专程登门看望王文英和初中国文老师张道仁夫妇,事后专门撰文《师恩母爱》,深情赋诗说:

  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

  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汪曾祺曾经自诩:“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赋诗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五个字朴实无华,评论界往往将其作为汪曾祺作品的情感基调。读《我的小学》和其它涉及“五小”的回忆文章,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汪曾祺心中的“小温”来自于他早年在“五小”得到的“师恩母爱”,几十年来就像一眼蕴含不竭热量的温泉,始终蕴藏在他的心中。爱播种在他幼小的心田,渐渐生根、发芽、长大,他的那颗浸满爱意之心渐渐长成。美文《师恩母爱》是对王老师夫妇的回报,“人间送小温”的情愫则是他对社会的回报。

  在童年汪曾祺心中,“五小”老师是一个美的、有诗意的群体。他在这里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有情感的熏陶和人格的影响:这是他“有益于世道人心”创作思想萌生的最早一片土壤。

  新时期汪曾祺复出文坛,成为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名家、大家。他对家乡、母校的思念愈加浓烈。《我的小学》《师恩母爱》《徙》《詹大胖子》和《小学同学》等,一篇篇追忆“五小”的文字复活了校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唤起了人们对“五小”的鲜活回忆。

  汪曾祺涉及“五小”的文章,着墨最多的无疑是他的老师们。王文英那犹如慈母般的爱是美的、富有诗意的。相比于王文英的“可亲”,高北溟则属于“可敬”的一类。高北溟是汪曾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国文老师,也是“五小”校歌的创作者。汪曾祺以他为原型,专门写了一篇近似于纪实的小说《徙》。高先生教学郑重其事,一丝不苟,但是脾气很“方”。对学生的亲疏只认成绩,而不论家长尊贵或是贫贱。即使贵为局长或党部委员什么的,“口”下也不留情,因而被认为是“绝户脾气”。 小说用较多篇幅写了高先生的两件心事:一件是想把恩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一件是掌上明珠女儿高雪的前途和婚事。为了不让老师的心血被他人剽窃,“高先生狠了狠心,拿出一百块钱”,买下了老师的文稿,却再也拿不出钱来供女儿读高中、上大学了,以至于女儿哭哭啼啼地不肯吃饭。小说凸现了一个特立独行、品行高洁的旧知识分子形象,让读者看到即使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仍然不缺乏美好的、诗意的人性。汪曾祺还写到了三、四年级语文老师,被称之为“纯然儒者”的周席儒;六年级国文老师,“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的张敬斋;常带小学生“野外写生”,外号“王譬如”的图画老师;总是穿西服,教学之外代人画像,“我们县的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夏普天等。“五小”老师群体之于汪曾祺,知识的传授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情感的熏陶和人格的影响。汪曾祺在阐述文学的意义,阐述自己创作初衷的时候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起一点微薄的作用,‘再使风俗淳’这是一些表现传统文化、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者的普遍用心。我想。”(《〈菰蒲深处〉自序》)“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我的创作生涯》)如此创作思想和理念的形成,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定也离不开童年时代“五小”老师群体情感和道德的滋润。

  汪曾祺笔下另一位“五小”人物詹大胖子只是一个“斋夫”(校工),其貌不扬,行为也有一些“阴暗面的东西”,汪曾祺却不吝笔墨,以其为原型创作了小说《詹大胖子》。“詹大胖子很坏”,他卖花生糖、芝麻糖给学生,比外面摊子上的贵好多,被校长张蕴之训斥后仍然不改。他发现了张蕴之与年轻女教员王文蕙之间的隐情,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骂:“张蕴之,你不是个东西!”可当外号“谢大少”的教员想抓住张蕴之把柄将其轰走,自己来当“五小”校长的时候,他却撒了一个善意的谎,他不希望“还是个姑娘”的王文蕙名誉因此受损。詹大胖子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有许多毛病,但是汪曾祺却用他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发现了他的良心所在,发现了他身上的美。评论界认为,汪曾祺喜欢用比较低调的方式来写日常生活的美感,写普通人的真善美,《詹大胖子》算是一例吧。

  “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思想,让汪曾祺在作品中更多地关注普通的小人物的命运。“小温”送给“小人物”才有价值,给阳光载途、春风得意的人送去一点“小温”有什么意义呢?在他的“五小”人物群像里,确实难找到称得上大人物的形象。不仅是老师、斋夫詹大胖子,就连《小学同学》中一组同窗学友也是如此。悬揣汪曾祺小学同学中一定有那些个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汪曾祺不写,而只写了这些“芸芸众生”,这恰恰体现了他“人间送小温”的创作主旨。如同铁凝所说:“也许汪老更看重过往生命的平实和普通。”(《相信生活,相信爱》)

  放学路上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学校的环境,老师们课内课外不经意的点点滴滴,滋润、激活了汪曾祺心田中的文学幼芽:“五小”是汪曾祺当之无愧的文学起飞场。

  汪曾祺在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作家后,有人问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他坦承“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自报家门》)。“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始于小学时期每天放学回家路上。他记述:“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学校东面紧邻承天寺,他“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他十分自豪地说:这些塑得生动的佛像就“是我的雕塑艺术馆”。走在大街上,他“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有时候,他会抑制不住好奇心,“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他“百看不厌”,除了好奇心,还有着情感上的认同。“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放学路上的印象深深注入他的记忆,成为日后创作的珍贵素材,“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五小”的课本以及老师课堂教学中不经意的点点滴滴,滋润、激活了汪曾祺心田中文学的幼芽。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时候的语文课本有些是选得很好的”,刚一年级,就有《咏雪》这样的诗:

  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

  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汪曾祺说:“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小说、散文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到五年级,汪曾祺有幸遇到了高北溟。“我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高先生所授古文中,让汪曾祺“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自报家门》)。当然,这应该是初中的事。

  当年“五小”的环境对幼小的汪曾祺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我的小学》中记述:“两排教室之前是一片空地,空地的路边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秋天落叶纷纷,触动了他的一怀诗情。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叶落而知秋’,而且不胜感慨。”自然,这样的触景生情没有文学的天赋是不行的。而如此种种,难怪有评论家把“五小”看做是汪曾祺文学的起飞场,而他对“五小”不同寻常的情感就顺乎情合乎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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