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来了。我第二故乡的庄子上，本来就单调的杂树，更凋零了，光秃秃的苦楝枝头，吊着丛丛楝果。难得生产队会计家一株高高的杮树，寂寞地长在屋前菜田一角。黄叶落尽后，挂在树上的杮子，犹如一盏盏通红似火的小灯笼。

　　场头上的几个草堆已竖起，队里的几条耕牛，有了过冬的食粮和温暖的避风港。多余的场，被耕了，人们趁着乍到的北风，栽上油菜秧，浇了一遍保暖的透水。偌大的一片场，成了一片油菜田。不要看这些刚栽下的菜秧，在北风的肆虐下低眉耷眼的，不要几天，它们会昂起头来，抖擞着精神，让你感受到生命的不屈不挠。来春，这里会是一片黄灿灿的花海。

　　冬，来了。那凌晨来傍晚走的西北风，把大地吹得一派萧瑟，光了树，净了田，可人们的心却不安分起来。这严冬，正是与地斗的好时光。

　　开河挖渠，兴修水利，冬闲不闲。生产队里的一批青壮男劳力，以营（大队）、团（公社）为建制，去参加县里的大型水利建设了。剩下的男劳力和妇女，参加公社为主的中小型水利建设。说是水利建设，就是新开一些比较大的河渠，引水，运输。那时的田块方整如棋盘，河渠笔管条直，形成网络。这样的水利建设，靠的是手挖肩挑。我曾和队里的乡亲们，挑过东平河，挑过前进河。妇女们，头上扎着大红大绿的三角巾，男人们用围巾把头连耳朵竖着裏起来，为的是抵御那刀子似的西北风。最难的，是挑着百十斤的泥担子，一脚一脚从底面爬上河的护坡。工地上旗如画，人如海，歌如潮，北风已不算什么，热气早已战胜寒冷。十天半月过去，河床成型，每个单位的工地上，光溜溜的，只剩下一个个直径半尺的瘦高高的土墩儿竖着，土墩儿顶端是原来的地面，上面插着彩旗。远望，一溜的彩旗迎风猎猎作响。土墩儿脚下是挖出来的河床底，这土墩是留下来测算土方用的。河或渠就算建成了。水，为流域两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看着流水，不知是感叹人的伟大还是渺小。

　　冬天，最苦的活儿，就是罱泥，我们那里是扒泥。天寒地冻，人们把沉在河底的一层淤泥取出水，做冬小麦的追肥。女人撑船，男人扒泥，北风凛冽，寒水刺骨，滴水成冻。人们一下下重复着费气力的劳作，企望着这河泥在几个月后会变成金黄的麦子。可是这河泥有多大的肥力呢，这河泥发出的腥臭味是那么地微弱。河底淤泥有限，人们索取无穷。天寒日短，人们早起，撑船去向远方，为的是完成一天数舱的扒泥任务。一段时间，我们几个知青做了戽泥工，把农民由船舱戽在泥兜里的河泥戽进麦田边的泥塘。我们8点钟到田里，农民已完成了一船任务。这该多早就得出工了啊。做了几年农民，方知农民之苦累，而报酬之菲薄。

　　冬天，若是一场大雪落下，盖实了大地，农民会发出来自心底的高兴，有瑞雪，必有丰年。老人和孩子，掰着指头期盼着：要过年了。男人和女人，定下心来忙过年。三垛街上是要去一趟的，打年货，扯布料。做新衣，打扫除，蒸糕馒。小鸽子老婆兆英子的哥哥老潘，每到腊月二十左右，总要来到这里，不是做客，是当义工，为他的妹妹兆英子家和她家的亲戚朋友四邻做糕点蒸馒头包包子。我在兆英子家见过老潘，他是县扬剧团总务，做面点是拿手好戏。他胖胖的身材，坐在案板前，揉面团，包包子，红红的脸上沁着微汗，忙得不亦乐乎。旁边围满了学手艺看热闹的农民。兆英子夫妇人缘好，不停招呼着来往的人们，得意之情溢于面庞。忙年的人们充满了欢乐，过年以外的事情，一概不想。

　　我们刚下乡的那年大年初一，说是要响应公社提出的“开门红”，队长吹着哨子，喊着：给大家拜年啦！请大家带把锹，到麦田铲墒。半天，队长又吹哨子：下田绕下子，做个样子，满工。于是有人扛着彩旗拖着锹，把彩旗插在田头，老大不情愿地在田里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工分再高，也难以减弱人们过节的热情。公社有点不合情理，他们过年不？以后的年，再也没见过“开门红”。过了年，忙种田。正月半后，人们少了赖在家里的理由，田边彩旗飘飘，喇叭歌声阵阵，真正“开门红”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干什么？挑河泥！

　　麦田边泥塘里的河泥，过了一个小冬，外表都干了。人们把它们挑到麦田，给返青的麦苗追肥。劳动强度不大，姑娘们还拽着年尾巴，身上的新衣还不舍得换去，她们总喜欢伙在一起来去。男人女人换着挑与挖，孩子们用小锹把倒在麦田的团团河泥匀开，分到麦苗的四面。这返青的麦苗，经过人们有意的践踏，将会更加有力地茁壮生长。

　　电杆上，喇叭里的歌声很及时，唱的是江南民歌《挑河泥》：

　　社员挑河泥，

　　心里真欢喜。

　　一担又一担，

　　脚步一斩齐。

　　今朝挑来千担泥，

　　来日丰收在眼前。

　　人民公社康壮道，

　　我伲越走越欢喜……